#2025新星計劃4期# #創作挑戰賽十一期# 街頭反戰聲里的血淚:被軍國主義碾碎的日本女性
在日本街頭的反戰抗議隊伍中,那些步履蹣跚的老年女性格外醒目。她們舉著“絕不容許戰爭重演”的標語,嗓音沙啞卻字字鏗鏘——因為她們不是歷史的旁觀者,而是日本軍國主義擴張與覆滅全過程中,最沉默也最慘痛的受害者。從戰時被裹挾為侵略工具,到戰后被當作國家籌碼,她們的一生都困在軍國主義編織的枷鎖里,承受著難以磨滅的身心創傷。
在軍國主義甚囂塵上的年代,日本底層女性被徹底綁架為戰爭的“燃料”。為支撐前線的侵略野心,政府向全國女性灌輸“生育即是報國”的荒謬理念,將她們塑造成源源不斷的“兵源孵化器”。1939年,14歲的太田初子(挺身隊幸存者,公開口述者)被家人逼迫嫁給陸軍士兵,婚后三年生下兩個兒子,長子5歲時被送入預備役訓練所,1945年在沖繩戰役中陣亡,尸骨未能尋回。初子終日以淚洗面,卻被鄰里指責“動搖軍心”,丈夫的撫恤金也被軍方以“戰時特殊政策”克扣,全家只能靠挖野菜度日。與此同時,另一批女性的命運更為凄慘:日本籍慰安婦幸存者西村千波曾公開控訴,1942年她16歲時,被以“戰地看護員”的名義騙上運兵船,抵達中國南京后淪為慰安婦,每天要遭受數十名日軍士兵的蹂躪。她試圖咬舌自盡時被日軍打斷牙齒,關進暗無天日的囚房,直到抗戰勝利后才輾轉逃回日本,卻因這段經歷被家人趕出家門,隱居偏遠山村終身未嫁,至死都對過往諱莫如深。
更令人窒息的,是軍國主義對女性的系統性思想控制與強制勞動剝削。1930年代起,文部省與內務省推行“煉造教育”,從小學到高等女校,《源氏物語》等經典被《大日本史》與“皇國精神”取代,課堂徹底淪為戰爭洗腦的陣地。女學生們要接受軍體操、短刀演練等軍事化訓練,被教導送別親人時需“高昂情緒,杜絕悲傷”,個人情感被徹底壓抑成戰爭機器的冰冷零件。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政府成立“女子挺身隊”,130多萬名14至22歲的女學生被投入軍需工廠,每天勞作12小時以上,生產子彈、炸藥等危險物資,部分人還被派往“忠靈慰問團”,遭受變相性剝削。當時17歲的高橋正子(挺身隊女工幸存者)是廣島兵工廠的女工,她在口述記錄中提到,每天要在高溫車間組裝炮彈引信,雙手被火藥灼傷潰爛,即便傷口化膿也不敢請假——一旦被認定為“怠工”,就會被送往軍事法庭。到1944年,僅17個重要工業部門就有超400萬婦女勞作,廣島兵工廠的女性占比甚至過半,她們雙手磨滿老繭,親手組裝的武器轉眼就變成屠戮無辜的侵略工具。此外,“大日本國防婦人會”裹挾92%的成年女性,強制繳納“國防獻金”,主婦們被迫上交婚戒、鐵鍋,用家庭的支離破碎換取戰爭資金。在宇品碼頭,婦女們曾齊唱軍歌,將繡有“祈戰死”的千人針系在神風特攻隊隊員腰間,這份被洗腦的“愛國”,實則成了軍國主義殺戮的幫兇。
戰敗的鐘聲敲響,日本女性的苦難卻并未終結。為討好美軍、保全統治階層的利益,日本政府迅速成立“特殊慰安設施協會”,以“涉外俱樂部女事務員”的虛假名義,誘騙戰爭遺孀、貧困少女、失業女工等底層女性加入“特別挺身隊”。這些女性被關進慰安所,淪為美軍泄欲的工具,絕大多數人染上性病,遭受著身體與精神的雙重凌虐。東京小町園、橫濱戶勒莊等慰安所均有施暴記錄被披露,當時的日本警方對發生的侵害事件多持縱容態度。19歲的田北夏江(公開記錄的受害者)看到招聘“辦公室員工”的廣告應聘,卻被強迫成為東京小町園慰安所的一員,她在日記中記錄“每天都像活在地獄里,美軍士兵根本不把我們當人看,稍有反抗就會被毆打”,僅一個月后便因不堪凌辱臥軌自殺。據“特殊慰安設施協會”公關負責人鳴矢清一的回憶錄記載,每個慰安婦每天需接待15至60名美軍士兵,1946年3月慰安所被勒令關閉時,超5.5萬名女性被遣散,她們的積蓄因政府“存款凍結”政策化為烏有,許多人身染重病,只能流落街頭成為“潘潘女”,在公園野草間茍合求生,遭受孩童投石、民眾鄙夷,活得毫無尊嚴可言。
為彌補戰爭帶來的人口銳減,軍國主義殘留的余孽又將女性推向另一個深淵。日本政府將女性法定結婚年齡降至13歲,推行獎懲分明的人口政策——多生育的家庭可獲免稅與物資傾斜,不婚或不育的女性則在求職升職等方面處處受限。《優生保護法》看似允許避孕墮胎,實則設置層層障礙,變相剝奪女性生育自主權。1947年,14歲的廣島少女惠子(戰后早婚政策受害者,紀錄片受訪者)被父親強行嫁給瘸腿礦工,婚后一年便生下孩子,因身體尚未發育成熟,分娩時大出血落下終身殘疾,她在紀錄片中回憶:“我胸前的校徽還沒摘,就抱著嬰兒站在了灶臺前,同學們看到我都嚇得躲開”。更有因慰安所經歷意外懷孕的女性,因無法墮胎只能生下混血兒,而后帶著孩子遭受社會的排擠與霸凌。戰后日本社會對這類女性及混血兒的歧視現象普遍存在,諸多受害者只能在貧病與悔恨中了卻殘生。
如今,當年的受害者已步入老年,她們佝僂的身影,成了日本街頭反戰抗議中最戳心的符號。日本民間反戰組織的公開記錄顯示,不少戰時“女子挺身隊”隊員、慰安婦制度幸存者及戰后“特別挺身隊”受害者家屬,常年參與反戰抗議活動。98歲的中村英子(真實反戰人士,挺身隊幸存者)曾是廣島兵工廠的女工,核爆發生時失去了左手和妹妹,如今每逢日本國會審議“和平憲法”修正草案,她都會坐著輪椅到國會前抗議,枯瘦的手緊緊攥著當年的勞工證,一遍遍對圍觀的年輕人說:“我造過殺人的武器,這是我一輩子的噩夢”。82歲的山本美智子(戰后慰安婦家屬,反戰志愿者)的姑姑曾是東京小町園慰安所的受害者,她受姑姑遺留的日記感召,牽頭成立“戰爭遺孀記憶協會”,走遍日本的中小學宣講,用真實的故事撕開軍國主義的虛偽面紗。這些老人的反戰呼聲,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用一生傷痛換來的警示。
從戰時的生育工具、戰地慰安婦、軍工勞工,到戰后的美軍泄欲對象、人口恢復機器,日本女性的悲慘命運,始終與軍國主義的興衰緊密相連。軍國主義將女性當作可隨意犧牲的“耗材”,用虛假的愛國口號掩蓋其剝削本質;而當戰爭的惡果襲來,又毫不猶豫地將女性推出去“贖罪”。即便戰后女性參政權被寫入憲法,教育平等逐步推進,但那些被摧殘的女性所承受的身心創傷,終究難以愈合。這些飽受磨難的女性,是軍國主義暴行最直接的見證者,她們的血淚史,理應被永遠銘記——因為任何漠視女性尊嚴的強權,任何將個體生命淪為戰爭祭品的極端思想,最終都會走向覆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