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約兩周前，南方+記者來到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探尋珍藏在此的南京大屠殺與抗戰的民間記憶。
這座已堅持19年的博物館，有抗戰文物6000余件、抗戰相關書籍4萬余冊，做過一千余名老兵的口述史，收集到的“握過槍”的老兵手印鋪滿了兩面墻。
文物在這里是記憶的載體，也連接著逝者與生者。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的輪椅被女兒捐贈過來，《南京大屠殺》作者張純如的眼鏡與名片保存于此，一張舊名片引出70多年前“斷頭將軍”陳中柱的往事……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長吳先斌認為，只有民眾參與歷史，才能形成公共記憶。不去講述的話，歷史永遠在塵埃里，只有不斷地講述，歷史才有意義。
名字、手印，與老兵口述史
三米高、十二米長的黑金沙大理石鋪滿整面墻，黃色頂光打下來，照在2352個名字上。白鵝卵石沿墻碼成一排，上面豎著國旗、擺著菊花、立有“恒久和平”的留言卡。
這是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二樓展廳的“南京保衛戰殉難將士名錄”。吳先斌說，受制于墻面大小，所列姓名有限，希望能為參觀者提供一個緬懷的地方。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南京保衛戰殉難將士名錄”，上刻2352個名字。南方+ 張晉 拍攝
1937年12月5日，南京保衛戰打響，南京守軍與日軍先后在城郊、城外、城垣展開激戰，12月13日凌晨，中華門失守，南京淪陷。作為抗日戰爭中最慘烈的戰役之一，多數守軍或戰死，或在城破后遭日軍屠殺。
參加過南京保衛戰、數次從南京大屠殺中脫險，抗戰老兵孫晉良的故事，被博物館口述史項目工作人員薛剛稱作傳奇。
1937年12月，孫晉良從山東來到南京，被分配至三十七陸軍醫院任看護兵，親歷中華門與日軍的戰斗，后又避開“機槍點名”，成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
79年后，九十六歲的孫晉良向薛剛講起了一個往事，有個小孩跟他走到半路，聽到身后槍響，小孩哭了。“我說咋了，你哭什么？他說，俺哥讓人殺了。他是兄弟兩個被抓的。”
“南京保衛戰殉難將士名錄”下的留言卡。南方+ 張晉 拍攝
2016年起，博物館與南京師范大學抗日戰爭研究中心合作承擔國家社科重大項目《抗日老戰士口述調查采訪》，組成攝制組在全國范圍內走訪參加過抗戰的老兵。
“做老兵口述史就是在跟歲月賽跑。”吳先斌認為，這是一份搶救性工作，老兵已走到人生的末年。據記者了解，上述項目口述史團隊采訪過的1542名老兵中，受訪時年紀最大的為111歲，最小的也有90歲，一些老兵在去世不久前受訪。
博物館工作人員莫非告訴記者，全國多地的館員志愿者提供當地老兵信息，口述史團隊再去了解情況，一些接觸過的老兵早已記憶模糊或者表達不清。莫非自2012年參與口述史工作，負責攝像以及和老兵聯絡。
博物館迄今收集了2213個老兵手印，并輪流展出，展出手印980只。南方+ 張晉 拍攝
按莫非的經驗，視講述意愿，一個老兵的訪談時間常常在半小時到兩小時，訪談結束后，口述史團隊會給老兵拍敬禮照片，并請他們按手印、簽字。給老兵留下手印，早已經是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做口述史的規定動作。
但一開始，有些老兵抗拒按手印，覺得像在“簽字畫押”。團隊勸解，資料只用于展覽而非其他，也會復印一份到家里，更重要的是，老兵的手特別有意義——“握過槍、用槍擊斃過敵人的手。這是左手，那用的是右手。”
老兵朱澤（右）寫在手印旁的留言。南方+ 張晉 拍攝
這是老兵朱澤2013年受訪后留在手印旁的話。現在，他的手印和其他979個紅色手印，連同簽名乃至部隊番號，一起陳列在博物館三樓展廳，成為戰爭親歷者的留存。博物館迄今收集了2213個老兵手印，并輪流展出。
有一個老兵讓吳先斌至今印象深刻，老兵在采訪結束后問：“什么是天堂？”他說不知道，老兵回“和平就是天堂”。后來去學校演講，吳先斌常常用這個思考當題目。他又向記者講起另一個老兵的問題：“你知道什么叫抗戰到底？到底，就是隨時準備死。”
在吳先斌看來，做口述史就是想記錄，讓老兵留下痕跡。作為親見親歷者，老兵的個人史能豐富宏大敘事之外的歷史細節，使人們對過去的了解更深更透。
輪椅、名片，與有生命力的文物
在博物館三樓，一面展示墻和圍擋之間，停著李秀英生前用了七年的輪椅。她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活到了86歲，在1937年12月18日與日本士兵的搏斗中身受37處刀傷。
博物館三樓，停著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生前用了七年的輪椅。南方+ 張晉 拍攝
張純如在《南京大屠殺》（中信出版集團 2013年）中詳寫了李秀英的遭遇：已經懷孕六七個月的她奪走了一個日本士兵腰間的刺刀，迅速靠在墻上，“他嚇壞了，萬萬想不到女人也會反擊”。當父親準備將李秀英安葬時，有人發現她還在呼吸，“血泡從她嘴里冒出來。”“當天夜里，她在昏迷中流產了。”
資料顯示，李秀英被送往鼓樓醫院救治，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約翰·馬吉拍下了相關畫面。約翰·馬吉用16毫米攝影機拍下的大屠殺影像，是迄今發現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影像。
輪椅的椅背上掛著李秀英很喜歡的一件格子外套，1997年2月，李秀英以南京大屠殺受害者身份在東京地方法院首次出庭作證，穿的就是這件衣服。
吳先斌說，展出的六千多件抗戰文物都是有生命力的，能讓人感受到歷史客觀的存在。它們并不遙遠，連接著現代與當代。博物館的館徽是一個持槍奔跑的士兵，取自“第四旅七班張士元制”的“共赴國難”煙絲盒，吳先斌說，后來的參觀者中就有張士元的后輩。
“第四旅七班張士元制”的“共赴國難”煙絲盒。南方+ 張晉 拍攝
今年9月，博物館還收到新四軍戰士孫致廣證書及畫像，文物均由其家屬捐贈。孫致廣是江蘇泰州人，1939年參軍，同年犧牲，僅24歲。畫像是依靠母親姚桂英的描述找人畫出來的，在母親的記憶里，他是圓圓長長的臉，短短的頭發，一雙凝視觀看者的眼睛，還是少年的模樣。吳先斌說，這幅畫像讓他很感動。
孫致廣的畫像是依靠母親的描述畫出來的。南方+ 張晉 拍攝
常被提及的是王志芳，她和博物館的故事要從一張名片說起。2012年，吳先斌從常州收了“斷頭將軍”陳中柱的一張名片，并輾轉聯系到陳中柱家人，發郵件以確認真實性。
陳中柱是江蘇鹽城人，從黃埔軍校畢業后，認識了房東女兒王志芳，1932年，兩人結為伉儷。1941年6月，日偽軍分多路“掃蕩”國民黨魯蘇皖邊區游擊總指揮部，第4縱隊少將司令陳中柱犧牲，年僅35歲。敵人將陳中柱的頭顱割下，交到日軍司令部邀功。懷著身孕的王志芳聽到后，只身前往司令部，要回了丈夫頭顱。
王志芳的信以及她子女的留言。南方+ 張晉 拍攝
2012年7月1日，97歲的王志芳從澳大利亞回信，她回憶起1941年的蘇北對日激戰，“我帶著女兒經歷了那場殘酷慘烈的戰斗，痛失親人，仇恨難忘”。
她還在信里談起70多年前的往事，說女兒幼時很調皮，無意中順手拿走父親的印章。等到想要用找不到，王志芳就要打她，但陳中柱說：“不要著急，讓我慢慢問她。”
陳璞是信里的女兒，她在2012年8月15日給父親寫下了一條留言：“我今天見到您的筆跡和印章，回憶往事，又像見到您一樣。”這條以及弟弟陳志的留言、王志芳的信和那句筆誤的“我受（愛）陳中柱”，如今都保存在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
交流、討石，與建博物館的初衷
吳先斌把自己的過往劃分為三個階段，前20年讀書，中間20年做生意，近20年做博物館。
南京有著沉重的歷史，作為本地人，吳先斌自然而然衍生出了解的興趣。2006年，他把自家裝飾材料廠改造成了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
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南方+ 張晉 拍攝
十幾年前，在辦館初期搜集史料的過程中，有學者告訴他，中國抗戰史研究還比較落后。一次，一個日本人去南京一所學校講“南京大屠殺”，吳先斌根據講座的細致程度，猜測對方可能是大學教授，但最后發現他只是一個化工廠工人。
“只有民眾參與歷史，才能形成公共記憶。”吳先斌有了這樣的感觸。他還認為，如果不去講述的話，歷史永遠在塵埃里，只有不斷地講述，歷史才有意義。
從2014年開始，吳先斌開始不斷受邀赴日交流，傳播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迄今做了十多次演講和展覽。
最近一次是在今年7月26日，“珍愛和平”中日民間交流活動在日本立命館大學舉行，吳先斌向學校捐贈《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據央視新聞報道，這也是《南京大屠殺檔案》首次完整入藏日本高校。
2015年10月9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方網站公布“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這份檔案并非單一的文件，而是一個由不同類型史料構成的日軍在侵華期間，于1937年12月13日制造了屠殺南京30萬同胞慘案的完整證據體系。
“捐贈這套書的目的是希望能夠為日本學者研究南京大屠殺提供資料，從而讓更多日本人了解到南京大屠殺。”吳先斌說。實際上，在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他也在學者的建議下搜集了大量的學術著作。他認為，有資料才能有研究，才能進一步尋找真理。
除了交流經驗，吳先斌還有過一次交涉經歷。
日本宮崎市有一座名為“八纮一宇”的塔，搭建石材有四塊掠自南京，其中一塊刻著麒麟浮雕的石材有“南京日本居留民會”字樣。2013年，日本人來住新平把這塊石頭的歷史講給吳先斌，兩年后，博物館8人一起赴日討石，無果而返。
南京麒麟石復制品，由日本友好人士捐贈給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南方+ 張晉 拍攝
討石回國上班的第一天，吳先斌收到了一封來自日本的恐嚇信。也有媒體給他發郵件，說他的行為是反日行動，吳先斌回信說，自己只反對戰爭，反對“右翼”。不過，也有值得欣慰的事情，2018年夏天，日本東京地區高中生入學考試題中，有一道要學生了解“八纮一宇”塔的歷史。
記者去時，南京民間抗戰博物館的入口處貼著本地媒體11月18日發行的報紙，其中一條消息是《南京民間抗館館長喊話高市早苗：向中國人民道歉》。吳先斌說，自己建博物館的初衷和本意不變，希望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反對戰爭、反對軍國主義。
南方+記者 張晉 朱紅鮮
設計：劉子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