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3日是第十二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國務院在南京隆重舉行2025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這是今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舉行的紀念活動之一。
本文將會簡要介紹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和納粹主義受害者紀念日的由來，以及圍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記憶和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是中國政府為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者，以立法形式設立的國家公祭日。
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此后，日軍在南京地區燒殺搶掠持續六周之久，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中國平民和戰俘士兵被殺害者，達30萬以上。
1946—1948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首要戰犯東條英機等人進行國際審判，史稱東京審判，東京審判對南京大屠殺的判決如下：
在日軍占領南京后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二十萬人以上。這種估計并不夸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尸體達十五萬五千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了。根據這些團體的報告說，尸體大多數是被反綁著兩手的。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拋尸入江，或以其他方式處理的尸體計算在內。
1994—2013年，江蘇省和南京市于每年的12月13日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公祭儀式。
2005—2012年，在全國人大和政協會議上，江蘇省和南京市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先后提出將每年12月13日設立為國家公祭日的提案和議案。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通過立法的形式，將12月13日設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實際上，以紀念日這種形式，緬懷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重要事件，是國際通行的做法，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納粹主義受害者紀念日。
納粹主義受害者紀念日是聯邦德國政府設立的紀念納粹德國時期被法西斯政權殘殺的受害者的紀念日，并被以聯合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普遍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希特勒和納粹政權對猶太人、辛提人和羅馬人等人群實施系統性屠殺，史稱納粹大屠殺（Holocaust）。
奧斯維辛集中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建立的最大集中營。共有150萬平民和戰俘在此遇害，包括大量猶太人。1945年1月27日，蘇聯紅軍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
1945—1946年，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在德國紐倫堡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國的首要戰爭罪犯展開審判，紐倫堡審判及聯合國對納粹大屠殺的定性如下：
納粹大屠殺是一場發生在納粹德國（1933-1945）和其他種族主義國家、獲得國家支持、由意識形態所驅動、對全歐洲600萬猶太人，以及50萬羅姆人和辛提人進行的迫害和謀殺行動……納粹種族主義強行要求對非洲裔德國人進行絕育，殺害德國殘疾人和蘇聯戰俘，并奴役斯拉夫人。
1979年10月22—2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根據世界遺產遴選標準將奧斯維辛集中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1996年1月19日，德國總統赫爾佐格在德國國會發表演說，提出把每年的1月27日設立為德國國家紀念日，定名為納粹主義受害者紀念日。
2005年11月1日，第60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第60/7號決議，將1月27日設立為國際紀念日。
德國于1996年設立納粹主義受害者紀念日，即二戰60周年過后，我國于2014年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即二戰勝利70周年前夕。這種現象并非巧合。
20世紀90年代，著名學者阿斯曼夫婦提出文化記憶理論，他們指出，社會對歷史現象的集體記憶隨著時間推移逐漸發生從交往記憶到文化記憶的轉化。
交往記憶是指社會集體的成員在日常交往中建立的記憶。它的持續時間限于祖孫三代，典型的狀態是親歷者和親歷者的子孫通過口頭交流的形式，傳遞關于特定歷史的記憶。
文化記憶是指社會以體系化和儀式化的活動流傳的記憶，延續時間非常漫長。文化記憶的典型狀態是國家等機構主導，通過文字和圖像等媒介傳播。
當某一歷史事件，對特定社會和國家存在重大意義，從交往記憶到文化記憶的轉變就會啟動，典型案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等。
參考阿斯曼夫婦的理論，隨著時間推移，二戰親歷者逐漸消逝，關于二戰的集體記憶，也開始從不穩定、非正式的交互性記憶到穩定、正式的文化記憶的轉化。
如果我們把從交往記憶到文化記憶比作凝固的過程，那么紀念日、紀念地、歷史研究、歷史教育、大眾歷史文藝作品，往往扮演凝結核的角色。
因此，二戰結束60—80周年之際，全球范圍內的關于二戰的紀念活動開始增多和強化，同時，關于二戰的歷史研究的重要意義也日益凸顯。
紀念日、紀念地和紀念儀式，主要面向國家、社會和公眾，以固定和特定的時間、地點和儀式，反復提醒和增強人們對特定歷史現象及其對社會共同體的意義的關注。
同時，歷史研究，特別是作為研究成果的歷史著作，則從知識和邏輯層面，發掘和梳理歷史現象的內涵及其對社會共同體的意義，并進一步通過紀念日、紀念地、歷史教育和大眾歷史文藝作品，塑造和重塑社會共同體的歷史記憶，并且使之不斷傳承和不斷更新。
[美] 陳兼 著
東方出版中心·時刻人文
《走向全球戰爭之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
本書是著名學者陳兼青年時代研究二戰史和世界史的經典著作。作者論述縱橫，警句迭出，全書圍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這一重大問題，提出“新的世界大戰不但可以推遲，而且必須避免”等重要觀點。作者以“和平結構”為中心，把走向全球戰爭之路概括為“和平結構”從構建到瓦解，從重建到解體的過程，進而回顧20世紀20—40年代全球范圍內一系列重要的歷史事件，包括《凡爾賽和約》、希特勒上臺、九一八事變、德奧合并、慕尼黑陰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珍珠港事件等。這些論述既是開風氣之先的學術創見，也是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回應。本書初版于1989年。此次出版，作者對史料和論述作了部分補充和修訂，體現了作者對歷史和現實的觀察與思考，反映了一位歷史學家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以及對世界和平的人文關懷。
[英]安德魯·N·布坎南 著，張士偉 譯
東方出版中心
《全球視野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戰：1931—1953》
本書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了動態的、全球性的學術描述，嘗試重構傳統視角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區域與時間框架，真正破除“歐美中心論”，將區域視角放大至全球，重點包括在過往“二戰”史中時常缺位的亞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的戰爭進程及其互相交織的政治與經濟活動等，同時將傳統認知中的“二戰”時間框架擴展至1931—1953 年，將“二戰””歐洲戰場爆發前具有全球意義的區域沖突囊括在內，并將1945 年后亞洲戰場的局部沖突納入“二戰”敘事框架，對世界格局進行了更加系統的學術論述，對美國霸權作了較為深刻的透視，并指明由美國主導的“二戰”史敘事存在較大的缺陷，1945 年后層出不窮的地區沖突就證明了美國推動建立的以其為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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