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12月17日報道 世界報業辛迪加網站12月3日發表題為《西方反移民政策的巨大代價》的文章，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與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思·羅戈夫。文章編譯如下：
移民問題已成為當代政治的主要分歧點。這一點在美國和英國表現得尤為明顯，兩國關于移民的言論正變得愈發荒謬。
然而，移民問題背后的經濟學邏輯卻異常清晰。多數發達經濟體正快速步入老齡化社會，人口結構衰退必然導致勞動力規模萎縮。盡管自動化與人工智能或許能緩解部分壓力，但二者既無法滿足醫療保健與養老護理領域激增的人力需求，也無法替代教育工作者、水管工等眾多職業。這些崗位的工作仍依賴人類不可替代的直接服務。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發展中國家擁有龐大的勞動力供給，卻缺乏足夠的優質崗位來吸納。僅在非洲，預計未來25年內將有超過6億人加入勞動年齡人口行列。從全球范圍來看，這一數字接近10億。
這種失衡導致發展中國家長期出現青年失業問題，而這幾乎必然會加劇許多低收入國家的政治動蕩與內部沖突。氣候變化使這些壓力雪上加霜：發展中經濟體預計將受到最嚴重的沖擊，同時也會加速人口向富裕國家遷移。
長期以來，經濟學家一直主張放寬跨境人員流動限制能為移民目的國與原籍國帶來巨大益處。但從當前席卷發達國家的強烈反移民浪潮中，人們卻完全看不到這一點。德國前總理安格拉·默克爾2015年決定接收大批難民的舉措，或許是她16年總理任期內最不受歡迎的決策，即便當時這一決定在道德層面看似極具勇氣。對移民人口增長的不滿，是推動英國脫離歐盟的因素之一。
美國過去十年的發展軌跡尤其令人擔憂。從歷史上看，吸引全球有志之士的能力一直是美國最大的優勢之一，這種吸引力為美國注入了經濟增長能力、創新活力與文化生命力。尤其是美國高校，一直是吸引全球人才的“磁石”，吸引著優秀學生前來。他們不僅是為了接受高質量的教育，也希望能在美國開啟生活與事業。這一模式帶來了豐厚回報：《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近半數由移民或移民后代創立。
但如今，這一支撐美國活力的核心支柱正面臨崩塌風險。特朗普政府將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突擊檢查和驅逐行動打造成公開“表演”，其表面理由是為扭轉前總統拜登的政策。
令人震驚的畫面顯示，被指控與幫派有牽連的委內瑞拉移民被驅逐至薩爾瓦多臭名昭著的“反恐怖主義監禁中心”。據報道，這些移民在那里遭受了殘酷且不人道的對待。或許這會導致此后非法越境人數下降，但這種“殘酷表演”也讓合法移民望而卻步。許多長期支撐美國創新與增長的技術人才和有志之士因此不愿再前往美國。
誠然，拜登時期的政策在導致非法移民激增的同時，收窄了能帶來經濟效益的合法移民渠道。2020年至2024年間，約有1100萬移民進入美國，考慮到大量移民經由南部邊境無人監管地帶入境，實際數字可能更高。但拜登的做法本身是對特朗普首個任期內限制移民政策的回應。這也表明，美國移民政策始終在極端立場之間劇烈搖擺，未能形成連貫一致的戰略。
鑒于華盛頓根深蒂固的分歧與治理失靈，國會通過兩黨合作的移民改革法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類似的困境正在多數發達國家上演：德國、法國和英國都在艱難應對規模小得多、但文化傳統與多數本土公民存在顯著差異的移民群體的融合問題。
在這一黯淡背景下，支持移民的經濟理由依然極具說服力。事實上，近期研究表明，隨著時間推移，特朗普反移民政策造成的增長損失，將遠遠超過其關稅及其他貿易壁壘帶來的損失。若當前政治趨勢持續，經濟基本面與政策選擇之間的裂痕只會日益加深，最終導致發達國家對應對未來挑戰的準備嚴重不足。（編譯/鄔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