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5日上午10時，中國考古博物館“中華文明溯源系列學術講座”第六十期開講，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張昌平教授以《綠松石器的中國傳統與人類美感》為題，介紹了古代中國對于綠松石的生產和使用方式以及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有著相似的行為和取向，深化了聽眾對綠松石文化、審美價值及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的認知。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考古博物館館長劉國祥研究員主持本次講座。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張昌平教授主講
中國歷史研究院副院長、中國考古博物館館長劉國祥研究員主持講座
講座開篇，張昌平教授首先闡述了選擇“綠松石”作為本次講座主題的深層考量，主要包含三方面核心原因：其一，契合中國考古博物館藏品特色。中國考古博物館館藏有二里頭文化綠松石龍形器、西朱封大墓鑲嵌綠松石的玉冠飾等多件珍貴綠松石相關文物。以綠松石為主題開展講座，可與館內藏品形成緊密呼應，讓觀眾能更直觀地結合實物理解講座內容，實現“藏品與主題”的深度聯動。其二，聚焦“美”的主題傳遞。此次選取綠松石相關文物為載體，旨在以這一兼具文化與美學價值的文物為切入點，探尋歷史文物所蘊含的獨特美學意蘊。其三，彌補研究視角差異，助力觀眾深化認知。他期望借本次講座，以有別于青銅器研究的視角，系統闡釋綠松石類文物，助力觀眾突破單一研究視角的束縛，更深入地理解與認知綠松石類文物。 ? ? ? ?
結合考古實例構建分類體系，對綠松石制品進行學術分類，其一為人體裝飾類“串飾”，其形態與佩戴方式隨時代更迭而演變。以神木石峁遺址綠松石串飾為例，既有簡單串珠，亦有耳部懸掛的“玦”、頸部佩戴的項飾，甚至縫綴于衣物的飾片。串飾的發展有著特定的興衰脈絡，新石器時代末期漸趨常見，商周之后延續至今，還衍生出與其他材質組合及材質復合化的趨勢；其二為“嵌片”類，起初是單粒嵌飾或小嵌片連綴，夏商時期演變為整體排布、構成特定形狀的禮器裝飾。例如，陶寺遺址中綠松石尚用于腕部裝飾，二里頭文化及早商時期已形成規整的嵌片紋樣；晚商時期，青銅匕首虎形裝飾眼部鑲嵌綠松石的工藝，在北方草原民族器物中也有相應體現。東周時期獨立綠松石嵌飾仍流行，且屬“寶石”級裝飾工藝，戰國中期銅熏杯上的微小綠松石嵌片，需細致觀察方可辨識，其源頭可追溯至大汶口文化武器嵌飾。明代王冠頂部綠松石與紅寶石、珍珠等共嵌的實例也可佐證其寶石屬性；其三為獨立器物類，如晚商南北方均有發現的蛙形綠松石飾件與晚清時期的綠松石鼻煙壺等。
神木石峁遺址出土的綠松石串飾
盤龍城楊家灣M17出土的金片綠松石鑲嵌飾
從礦物學角度來看，綠松石在寶石學中歸為“半寶石”，是一種含水的銅鋁磷酸鹽礦物，屬多晶質集合體，但其文化意義遠超物理屬性，在東西方均為具保值功能的裝飾品，中國作為全球綠松石礦藏儲量、產量最豐富，且古今均為最大生產與消費國之一，其資源背景為綠松石文化發展提供基礎。
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綠松石制品
隨后，張昌平教授以時間為軸，系統梳理綠松石在中國古代的發展脈絡。新石器時代為綠松石使用的初始階段，核心形態為串飾，距今9000-7500年的賈湖遺址是目前中國境內最早發現綠松石制品的遺址，墓主人身上鋪撒綠松石片、佩戴串珠；大溪文化與大汶口文化時期，串飾工藝進一步發展，大汶口文化尤為突出，較富有社會成員雙耳佩戴一對綠松石耳飾，料源大概率來自漢水上游，表明當時已形成從山東至湖北的珍稀奢侈品遠距離貿易網絡；新石器時代末期，嵌片工藝興起，陶寺遺址將小塊綠松石拼合為腕飾，青海地區亦有同類遺存，顯示流通范圍覆蓋大半個中國，山東龍山文化日照兩城鎮遺址、南方良渚文化均發現嵌片組合飾物，良渚文化更以嵌片表現“眼睛”紋樣，實現從單純人體裝飾到表達動物形象的質的飛躍，標志著裝飾理念的重大突破。
新石器時代末期綠松石嵌片工藝
夏商時期是綠松石成為高等級禮器的關鍵階段。二里頭文化的綠松石龍形器由2000多片細小的綠松石片拼合而成，如此珍貴的綠松石龍形器持有者應屬王級。此時期二里頭文化形成以綠松石嵌片器物、大型玉器（如牙璋、玉戈）、青銅禮器為主的高等級材質禮器體系，突破傳統認為綠松石禮器僅見于二里頭遺址的認知，早商盤龍城遺址最高等級墓葬（如楊家灣M17）出土的綠松石獸面飾，與二里頭遺址龍形器工藝理念相通，證明商代早期綠松石禮器傳統延續。
二里頭2002VM3龍形器
二里頭1981YLⅤM4牌飾
二里頭1984YLVIM11牌飾
晚商至西周時期，綠松石的功能進入“粗裝飾”階段。晚商高等級青銅器（如青銅鉞）開始以綠松石裝飾，西周早期綠松石發現較少，但柄形器（高等級貴族墓葬專屬禮器）常鑲嵌規整綠松石片或與小玉件組合。
曾侯乙蓋豆（東周）
春秋以降，綠松石裝飾進入“精裝飾”階段，形成“寶石級別”工藝體系。春秋早期芮國遺址發現黃金與綠松石結合的鑲嵌器物：黃金使用或受西方影響，而黃金與綠松石鑲嵌工藝的最早實例見于中國；東周虢國墓地的青銅器大量裝飾綠松石，且該墓地出土的中原地區早期人工冶鐵鐵劍，玉質劍柄鑲嵌綠松石，融合進口冶鐵技術、中國傳統玉器工藝與綠松石鑲嵌技術，體現多元技術整合；春秋晚期秦文化與西北草原民族交流密切，戰國中期草原文化因素與本土文化深度融合，如帶飾上的綠松石與西方傳入玻璃共嵌，且綠松石“水滴紋”裝飾或與中亞、西亞綠松石工藝交匯；戰國時期，越王劍一面鑲嵌綠松石、一面鑲嵌琉璃，此時貴族青銅器的綠松石裝飾成為普遍現象。漢代黃金帶具、滿城漢墓的黃金器物常以綠松石裝飾，將外來帶具傳統轉化為漢文化等級符號；唐代綠松石工藝達到新高峰，吐蕃黃金碗蓋子采用浮雕式綠松石嵌片，日本正倉院藏螺鈿銅鏡亦以綠松石碎片裝飾，體現高等級器物對綠松石資源的精細化利用。
除綠松石相關情況外，二里頭是中國最早系統地將青銅制成容器的階段，當時青銅爵、斝等酒器密封性不佳，實用功能不及陶器，但社會價值遠超現代頂級奢侈品，其根源在于中國農業文明對器皿體系的依賴——蒸煮谷物、釀造酒類的生活需求，使容器成為生活與禮制的標志性器物。
張昌平教授詳細介紹在夏商時期作為禮器的綠松石器
二里頭文化的劃時代意義在于首次實現玉器、綠松石、青銅器的“大型化”與“禮制化”，此前玉器多為小型器，良渚文化雖有四十公分大型玉器，但僅為局部嘗試，二里頭的突破推動廣域王權國家形成，其對銅料、綠松石等戰略資源的遠距離控制，是發展為早期“大型國家”的關鍵。根據考古發現，殷墟綠松石的使用遵循嚴格的分級制度。特級品如手工定制的特定獸面紋嵌片，一級定片為規整長方形且六面精細打磨，二級定片則為形狀固定但尺寸較小或僅打磨主要兩面。此外，還有碎片與邊角料，這些不同等級的綠松石嵌片根據器物部位的重要性和等級進行搭配使用。
對比二里頭僅用特級品與一級定片的極致工藝，殷墟采用標準化生產，最大化利用資源，更體現出成熟的生產管理與資源管控能力。
商王朝推行“綠松石戰略”，壟斷漢水上游綠松石礦源，通過向周邊非直接統治區域（如江西新干大洋洲、成都金沙、陜北石峁）輸出綠松石原料與制作技術，換取銅料、馬匹、珍奇異獸等核心資源。這種“以珍貴手工產品換取大宗原料及政治影響力”的模式，相較于早商時期直接的軍事控制手段，無疑是一種更為高效、靈活的統治策略，這也恰能解釋，為何晚商都城北遷安陽之后，其文明影響力與物質豐富度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頂峰。
婦好墓綠松石象牙杯
置于世界文明的宏大視野之下，綠松石于世界不同文明中呈現出獨立起源與發展的態勢。中國距今9000-7500年獨立形成綠松石使用傳統，戰國中期后才可能與西方交流；古埃及綠松石使用可追溯至距今7000年，古王國時期產品豐富，新王國時期因西奈半島礦源枯竭發明綠色玻璃替代，西周早期傳入中國；新大陸瑪雅文明完全獨立發展出綠松石嵌片工藝，其鑲嵌緊密程度與巨石建筑技術一脈相承。盡管起源獨立，但不同文明對綠松石的加工與運用呈現高度一致性，即“人類美感”——無文化交流前提下仍遵循共通審美法則，如當代東方藏文化風格綠松石裝飾與西方多材質綠松石串飾、藏傳佛教造像法器的綠松石鑲嵌、瑪雅與古埃及的嵌片工藝，乃至現代奢侈品中的綠松石寶石級裝飾，均印證人類對綠松石美學價值的共同認同。
清代西藏地區的嵌綠松石金茶壺
講座最后，張昌平教授總結，綠松石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具有關鍵作用，夏商時期為禮制建設的核心元素，雖后世核心地位被其他禮器替代，但對早期禮制認同的強化意義深遠；從新石器時代末期拼合綠松石已邁向復雜社會，到二里頭催生早期王朝，再到后世融入中西文化交流，綠松石的發展歷程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與特征。
現場觀眾積極進行提問交流
在講座最后的互動環節，聽眾們圍繞綠松石工藝的興衰原因、科技考古在盤龍城的應用、綠松石退出核心禮器舞臺的緣由等關鍵問題紛紛提問。張昌平教授逐一細致解答，不僅精準地回應了具體的學術疑問，更從資源管控、禮制演進、技術發展等多個維度，勾勒出夏商時期的社會結構與文明特質，為探討中華文明的早期發展軌跡提供了精彩的解讀。
圖文編輯：千載
圖文提供：秉進、文竹、天涵
審 ? ? ?核：張昌平、趙明輝、杜博瑞
本文轉自“中國考古博物館訂閱號”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