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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本地】清官包拯的故事，刻進世代百姓的口碑
朱家榮
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有一個名字如明燈般穿越時空，照亮了人們對正義的渴望——包拯。他不僅是宋代一位剛正不阿的官員，更在百姓的口耳相傳與文學藝術的塑造中，升華為一種文化符號，一種關于“清官”的理想圖騰。
一、歷史中的真實：剛毅峭直的能臣
包拯（999-1062），字希仁，廬州合肥人。歷史上的他，以“性峭直，惡吏苛刻”著稱。《宋史》記載他“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在擔任開封府尹期間，他改革訴訟程序，打開官府正門，讓百姓可直接上前陳述冤情，打破了“衙門口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的舊習。他執法不避權貴，無論是貪贓枉法的轉運使，還是違法強占土地的皇親，皆依法嚴懲。他的奏議中充滿“裁抑僥幸”、“慎命令”、“明聽納”等務實主張，展現的是儒家士大夫的濟世情懷與行政才干，而非后世傳說中的“日審陽、夜審陰”。
二、文學中的升華：從能吏到“青天”
真正讓包拯走入市井巷陌、成為全民偶像的，是元明清三代蓬勃發展的戲曲、小說、話本。在元代政治黑暗、吏治腐敗的背景下，百姓將對公平的強烈渴求，投射到包拯這個歷史人物身上，創造出一個無所不能的“包青天”形象：
“跨界”斷案：他不僅能審人間冤獄（如《灰闌記》），還能通陰陽、斷鬼魂（如《盆兒鬼》），甚至下地府查案（如《三俠五義》中“烏盆訴苦”等情節）。這賦予了正義以超越生死界限的終極力量。
神器與俠客：御賜的“三口鍘刀”（龍頭、虎頭、狗頭）成為階級平等司法的象征——無論皇親國戚、官吏豪強還是平民百姓，在正義面前皆有“可鍘”之規。而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及南俠展昭等藝術形象的加入，更將清官文化與俠義精神結合，形成了“清官統帥，俠客執行”的懲惡模式。
經典故事的塑造：最為人津津樂道的《鍘美案》，雖無史實依據，卻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訓誡與法律正義完美結合。陳世美成為負心漢與權貴邪惡的復合符號，而包拯頂著公主、太后的壓力毅然執法，則體現了“法大于天”的民間理想。
三、民心深處的回響：為何是包拯？
包拯能跨越千年深入民心，源于幾個深層的文化心理：
對“程序正義”缺失的補償：在“人治”傳統濃厚的社會，法律常受權力與人情侵蝕。百姓渴望一個能超越一切干擾、直達真相與公正的終極裁判者。包拯的“鐵面無私”與“先斬后奏”之權，正是對這種制度缺失的情感補償。
“清官情結”的寄托：他是“清、慎、勤”的極致化身。其廉潔到“不持一硯歸”（端州任上拒收名硯）的故事，與百姓對貪腐的痛恨形成鮮明對比。他成為黑暗官場中一盞希望之燈。
道德教化的載體：包公戲不僅是娛樂，更是公共道德課堂。每一樁案件都在宣示“善惡有報”的倫理法則，強化了社會的道德共識。
四、穿越時空的文化基因
今天，當我們重提包拯，已不僅是追述一位歷史人物。他已成為漢語中“鐵面無私”的代名詞，是司法公正的文化象征。合肥的包公祠、開封的包公府，香火不絕；無數以他為題材的影視劇歷久彌新。這背后，是中華民族對司法清明、官員清廉、社會清正永不磨滅的期待。
包拯的故事之所以能走進世代百姓的心，是因為他不再只是宋代的包拯，而是每個時代百姓心中“公平正義”的人格化。在歷史與傳說的交錯中，包拯用他那張黑色的臉（象征鐵面無私）和額間的月牙（象征明察陰陽），鑄成了一面永恒的鏡子，照出的是權貴與法律的博弈，照見的是人性中對光明最原始的向往。
正如一副歌詠他的對聯所寫：
“啟正門，鳴冤鼓，無非是體察民情，但留正氣沖霄漢；
升堂審，側貴胄，何必問權衡利弊，自有公心在世間。”
這“正氣”與“公心”，正是包拯穿越千年的靈魂，也是他永遠活在百姓心中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