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兩年，黃渤的「出鏡率」變低了。
他是最早的百億影帝，高峰期一年能拍10部戲的「勞模」。
但現在，肉眼可見地慢了下來。
不再執著于在春節檔廝殺，不再在各種綜藝里瘋狂拋梗。
取而代之的，是他去畫畫、去做雕塑、去搞那些看起來「不務正業」的愛好。
前段時間，黃渤在節目里罕見地袒露了心聲：
父親因阿爾茨海默癥去世，如今母親也正受此病折磨，甚至認不出他是誰。
他坦言自己有很大的概率是「雙向基因缺陷」，那種對「遺忘」和「失去」的恐懼，像一把懸在頭頂的劍。
當一個人意識到生命的終局可能是「遺忘」，他還會愿意在名利場里不知疲倦地「卷」嗎？
黃渤的答案顯然是：不卷了，我想去看看生活本來的樣子。
最近，我因為一部紀錄片《狂想之城》，再次看到了黃渤。
搭檔很奇妙，是中國最「狂」的建筑師，馬巖松。
地點更奇妙，是被稱為「永恒之城」的羅馬。
原本以為這會是一場枯燥的建筑科普，沒想到，我卻在這一集里，看到了近年來最松弛的黃渤，也找到了一劑專治當代人「精神內耗」的良藥。
今天，魚叔就來聊聊這場關于「廢墟、時間和永恒」的旅行。
條條大路通羅馬
說實話，黃渤和馬巖松搭檔，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行為藝術」。
黃渤，人間煙火氣的代名詞。
從草根摸爬滾打上來的影帝，情商高，接地氣。
馬巖松，中國建筑界的「頂流」。
設計風格以流線、未來感著稱，滿腦子都是山水、外太空和反重力。
當這兩個人被扔到羅馬，畫風變得異常清奇。
走在一條有著2300年歷史的古羅馬道路上，兩人很自然地聊起了「條條大路通羅馬」。
馬巖松說得很像歷史課：羅馬的道路是發散型的，往前通城，往后通港口，甚至通向更遠的世界。
然后鏡頭一轉，他們低頭看地面上的車轍印。
馬巖松確認：這是雙向車轍。
黃渤突然說出這集里我最喜歡的一段話：那些石塊一塊塊搬來的人，當時并不知道它們會在這兒待這么久。每個人走過、每輛車碾過，都像刻刀在上面刻痕，這是一場延續千年的創作。
聽起來很文藝，但其實特別現實。
因為「道路」在任何國家都不只是交通問題。它是權力、商業、文化、征服、移民、秩序的共同產物。
你修路，就是在決定「誰能來」「誰能走」「誰能被連接」「誰會被拋下」。
羅馬把路修成了「世界的網絡中心」，也把自己修成了一個帝國。
所以「條條大路通羅馬」不是雞湯，是硬核基建，也是硬核野心。
看到這里，你很難不想到中國。
中國人對「基建」有一種天然的信仰。
我們相信路能帶來發展，橋能帶來繁榮，高鐵能帶來未來。
某種意義上，我們也在修自己的「通向中心」的道路：通向城市、通向機會、通向更大的生活。
但問題在于，我們的速度太快了。
快到城市像是「趕工出來的」。
快到很多地方沒來得及長出記憶，就先長出了房價。
快到你剛熟悉一條街，它就拆了；
你剛愛上一家小店，它就沒了；
你剛開始覺得「這是我生活的城市」，它已經換了一套皮膚。
羅馬的車轍兩千年還在，我們的車轍可能兩個月就被瀝青覆蓋。
于是我們越來越懂一個殘酷事實：
城市越快，個人越焦慮。
因為你根本抓不住它。
一切偉大的，終將變成游樂場
馬巖松帶著黃渤去看斗獸場。
在我們的印象里，斗獸場是什么？
是血腥的角斗，是帝國的余暉，是只有在歷史書和明信片里才有的莊嚴。
但鏡頭一轉，就在斗獸場旁邊，是一群孩子在踢足球，是年輕人在談戀愛，是游客在吃冰激凌。
幾千年前，這里是決定生死的殘酷舞臺；
幾千年后，這里成了居民遛彎的背景板。
馬巖松發出了一聲極具存在主義色彩的感嘆：
“這斗獸場最早的時候，君主可能一句話說想要最偉大的一個建筑。要厚重，要高大。但這一切現在都不太重要了。都變成廢墟了。”
“一切偉大的、牛叉的建筑都變成了廢墟。這建筑它的意義是什么？”
這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秦始皇修長城的時候，想的是萬世基業；
古羅馬皇帝修神廟的時候，想的是流芳百世。
但對于現在坐在臺階上啃面包的意大利小伙子來說，這堆石頭唯一的意義，就是給他的午餐擋擋風。
這讓我想起了黃渤提到的，他最近在拍的一部電影的畫面：宇航員離開地球，回望那個「暗淡藍點」。當你站在外太空的維度，地球上所有的愛恨情仇、所有的豐功偉績，都不過是一粒塵埃。
這種視角是宏大的，但也極其致郁。
因為它會消解掉當下生活的意義——
既然最后都要變成廢墟，那我們折騰個什么勁兒？
把一生做進十幾平米里，時間就會替你說話
這集最動人的段落，不是羅馬斗獸場，而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在西班牙臺階附近，他們走進一家大理石店，叫「Il Marmoraro」。
只有十幾平米，卻像是時間的琥珀。
店主桑德羅（Sandro）是個倔老頭，滿屋子掛滿了大理石刻的標語。
這些標語不是什么心靈雞湯，全是羅馬人的生存哲學：
- 找個會做飯的老婆吧，因為愛情也是需要吃飯的。
- 如果你想飛，就要放下讓你沉重的一切。
但真正擊中人的，是他講父親那段。
父親只有小學學歷，1969年來到這里，干了五十年。父親去世十五年，他仍不改變店里的一切——不是因為懶，而是因為「那種精神必須留在這里」。
黃渤聽著說：十幾平米的工作室，承載兩代人。
馬巖松也感嘆：這像修行。
這里的「修行」不是雞湯式的自律，而是一種把生活活成「可被時間證明」的姿態：每天開門、打招呼、買東西、一點吃午飯、繼續做石頭。
重復重復重復，等時間慢慢過去。
你在北京、上海，很難看到這樣的「慢」。
我們太強調「成長曲線」了：
你必須上升、必須擴張、必須融資、必須復制、必須規模化。
你不擴張，好像就「不成功」；你不變化，好像就「落后」。
可桑德羅的店告訴你另一種可能：
不是所有價值都需要被放大。
有些價值就是「守住」本身。
建筑不是冰冷的，它藏著溫度
他們后來去了 Garbatella 社區，看社區劇場。
演的是一段二戰時期「藏匿猶太人」的真實故事：
Limentani一家躲在洞里九個月，沒有光，沒有煤氣，在老鼠蟑螂之間活下來。
外面是舉報就有重賞的惡意，里面是「從來沒有人想過要舉報我們」的善意。
故事當然震撼，但更震撼的是它的呈現方式：
不是博物館里冷冰冰的展板，而是社區里一群老人和居民，在自家地盤上演自己的歷史。
沒錯，是這個社區自己的歷史。
馬巖松說他剛才一直在判斷誰是業余演員，結果判斷不出來，因為他們太投入了。
那種情感外人無法體會，因為故事就在這片土地發生過，街道記得，樓梯記得，院子記得。
而Garbatella社區為什么能讓這種記憶「活著」？建筑形態起了關鍵作用。
院子開放、公共空間多、鄰里可見、尺度親密。
在這里，人們共享操場、曬衣服的地方，夏天組織節日和露天劇院，人們可以見面。
黃渤順勢想起青島的老樓、丘陵、上上下下的巷子，想起小時候大院里開窗喊孩子吃飯的聲音。
馬巖松也說自己小時候住大雜院，后來住六層樓，再后來小區變大就不認識了，電梯里碰見陌生人還有點尷尬。
這段聊天太像我們自己了。
我們一直以為「鄰里關系」是人情淡薄的問題。
但建筑告訴你：很多時候，它首先是空間結構的問題。
你把所有人塞進高層電梯盒子里，公共空間變成物業管控的「景觀」，你當然不可能認識鄰居。
你把生活變成「回家即關門」，鄰里就自然消失。
所以建筑從來不只是「好看不好看」，它決定你是否擁有一種生活：
你能不能在城市里擁有「熟人社會」的溫度。
羅馬沒有KPI
看這個紀錄片，你會發現一種特別鮮明的對比。
北京和上海是「快」的，而羅馬是「慢」的。
馬巖松吐槽說，他們在羅馬做的一個住宅項目，才四層樓高，結果審批用了整整八年。
“這八年時間全是在搞這審批，搞聽證會……我在中國這房子九年我會人家都交了好幾年房租了都。”
在中國，速度就是生命，效率就是金錢。
一年蓋40層樓是常態。
但在羅馬，慢才是常態。
因為地下隨便一挖就是文物，因為要照顧周圍的天際線，因為要尊重歷史。
甚至連路面都是幾千年前的石頭路，騎個小電驢能把人顛散架。
馬巖松說：
“它也不給換成柏油路。它它不在乎你非要開那么快干嘛呀，它就慢慢的保持著那種傳統的...那種樣子，肌理。”
是啊，非要開那么快干嘛呀？
這幾年，黃渤慢下來了，也許正是因為他看透了這種「快」的荒謬。
我們急著趕路，急著成名，急著變現。
但當我們像馬巖松說的那樣，為了效率把所有的路都鋪成柏油路時，我們也就失去了感知道路肌理的能力。
在羅馬，馬巖松這種追求未來感的建筑師，也被迫學會了等待。
“我一開始覺得什么都慢啊，到現在已經覺得好像就就正常了。”
這種慢，不是懶惰，而是一種對時間的敬畏。
對于黃渤這樣面臨著親人記憶消逝痛苦的人來說，這種「慢」或許更是一種慰藉。
在這里，時間不是用來被追趕的對手，而是用來被浪費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