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11日，河北唐縣黃石口村一間低矮的農舍里，煤油燈的光暈在土墻上搖曳。
諾爾曼·白求恩，這位49歲的加拿大醫生，在草草搭成的病榻上艱難地喘息，敗血癥已蔓延全身，他的左手中指傷口成了死亡的門戶。
在生命的最后清醒時刻，他望向一直守在身旁的聶榮臻司令員，用盡力氣說出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請求：“請給我的離婚妻子弗朗西斯·坎貝爾夫人撥一筆生活款子……”
這個臨終囑托，像一束突然照進黑暗的光，瞬間勾勒出這位國際主義戰士被忽略的情感世界。在
“鋼鐵戰士”的革命形象背后，藏著一個有血有肉、有著復雜情感糾葛的白求恩。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搶救傷員時不慎割傷手指，這個微不足道的傷口在缺醫少藥的抗日根據地成了致命威脅。
當聶榮臻接到消息，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搶救，甚至派出精銳小隊冒險前往敵占區獲取藥品。然而，一切已回天乏術。
高燒中的白求恩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清醒時，他仍在惦記著醫療隊的工作，用顫抖的手寫下遺囑，安排醫療器械的分配，而在意識模糊之際，他反復念叨著幾個英文名字，其中“弗朗西斯”出現的頻率最高。
誰能想到，在生命的終點，白求恩最放不下的竟是已經離婚九年的前妻？
1923年，年輕的白求恩在愛丁堡結識了美麗的弗朗西斯·坎貝爾。
兩人一見鐘情，很快步入婚姻殿堂。這段始于浪漫的感情卻命運多舛——弗朗西斯罹患肺結核，按照當時的醫療觀念，白求恩作為醫生竟建議離婚以“保護”妻子。
這看似冷酷的決定背后，是他對醫學的極端執著和對愛人未來的復雜考量。
離婚后的白求恩始終無法釋懷，他投身醫學研究，最終攻克肺結核的治療難題后，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弗朗西斯。
他們曾短暫復婚，但白求恩日益強烈的政治理想和即將到來的中國之行，讓兩人再次分離。
在太行山的烽火歲月里，白求恩將全部精力投入救治傷員，他創建移動醫療隊、設計簡易手術臺、培訓中國醫護人員，在一年半時間里使八路軍傷員的死亡率大幅降低。
但每當夜深人靜，他會在打字機前寫下日記，字里行間偶爾會流露出對遠方親人的牽掛。
他在1938年3月的日記中曾寫道：“昨天是我的生日，我48歲了，我想起了弗朗西斯，不知道她現在過得好不好。”
在戰火連天的中國戰場，白求恩目睹了太多生離死別。
也許正是這些經歷，讓他更加理解情感的珍貴，當他意識到生命將盡時，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后事，而是那個曾被他“辜負”的女子未來的生活。
聶榮臻聽到這個請求時，內心深受震撼。
他看到的不僅是一個男人對前妻的責任感，更看到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超越政治立場的人性光輝。
在戰爭最殘酷的階段，白求恩的遺囑提醒著每個人：革命不是為了消滅情感，而是為了讓普天下的人都能享有愛的權利。
聶榮臻緊握著白求恩的手鄭重承諾：“您放心，我們一定會辦到，這個承諾背后，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國際友人的尊重和感恩，更是對革命人道主義精神的踐行。
白求恩去世后，聶榮臻親自督促辦理此事。
盡管抗日根據地財政極其困難，他們仍想方設法通過地下渠道將款項轉交，這已不僅是一筆錢的問題，而是一種信念的傳遞——革命者的情感世界同樣值得尊重和珍視。
1940年1月5日，白求恩的追悼會在河北唐縣舉行。
聶榮臻在悼詞中說：“白求恩同志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的心中裝著全人類的苦難，也裝著對每一個具體個體的關懷。”
歷史往往習慣于將英雄符號化，而忽略他們作為普通人的一面。
白求恩的臨終囑托，恰似一個珍貴的裂隙，讓我們窺見革命光環之下真實的人性，他對前妻的牽掛，與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并不矛盾，反而是這種精神在個人生活中的自然延伸。
今天，當我們在白求恩紀念館里瞻仰他的遺物時，除了手術器械和抗戰照片，或許更應該記住這個溫暖的故事。
原來真正的英雄主義從不排斥人性的柔軟，最堅定的革命者也擁有最豐富的情感世界。
白求恩臨終前的這個請求，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理解這位國際主義戰士的新維度，在理想與信念的宏大敘事之下，始終流淌著個體情感的溫熱溪流。
而這，或許正是白求恩精神最動人之處。
#創作挑戰賽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