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11日,河北唐縣黃石口村一間低矮的農舍里,煤油燈的光暈在土墻上搖曳。
諾爾曼·白求恩,這位49歲的加拿大醫生,在草草搭成的病榻上艱難地喘息,敗血癥已蔓延全身,他的左手中指傷口成了死亡的門戶。
在生命的最后清醒時刻,他望向一直守在身旁的聶榮臻司令員,用盡力氣說出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請求:“請給我的離婚妻子弗朗西斯·坎貝爾夫人撥一筆生活款子……”
這個臨終囑托,像一束突然照進黑暗的光,瞬間勾勒出這位國際主義戰士被忽略的情感世界。在

“鋼鐵戰士”的革命形象背后,藏著一個有血有肉、有著復雜情感糾葛的白求恩。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搶救傷員時不慎割傷手指,這個微不足道的傷口在缺醫少藥的抗日根據地成了致命威脅。
當聶榮臻接到消息,立即下令不惜一切代價搶救,甚至派出精銳小隊冒險前往敵占區獲取藥品。然而,一切已回天乏術。
高燒中的白求恩時而清醒時而昏迷,清醒時,他仍在惦記著醫療隊的工作,用顫抖的手寫下遺囑,安排醫療器械的分配,而在意識模糊之際,他反復念叨著幾個英文名字,其中“弗朗西斯”出現的頻率最高。
誰能想到,在生命的終點,白求恩最放不下的竟是已經離婚九年的前妻?
1923年,年輕的白求恩在愛丁堡結識了美麗的弗朗西斯·坎貝爾。

兩人一見鐘情,很快步入婚姻殿堂。這段始于浪漫的感情卻命運多舛——弗朗西斯罹患肺結核,按照當時的醫療觀念,白求恩作為醫生竟建議離婚以“保護”妻子。
這看似冷酷的決定背后,是他對醫學的極端執著和對愛人未來的復雜考量。
離婚后的白求恩始終無法釋懷,他投身醫學研究,最終攻克肺結核的治療難題后,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弗朗西斯。
他們曾短暫復婚,但白求恩日益強烈的政治理想和即將到來的中國之行,讓兩人再次分離。
在太行山的烽火歲月里,白求恩將全部精力投入救治傷員,他創建移動醫療隊、設計簡易手術臺、培訓中國醫護人員,在一年半時間里使八路軍傷員的死亡率大幅降低。
但每當夜深人靜,他會在打字機前寫下日記,字里行間偶爾會流露出對遠方親人的牽掛。

他在1938年3月的日記中曾寫道:“昨天是我的生日,我48歲了,我想起了弗朗西斯,不知道她現在過得好不好。”
在戰火連天的中國戰場,白求恩目睹了太多生離死別。
也許正是這些經歷,讓他更加理解情感的珍貴,當他意識到生命將盡時,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身后事,而是那個曾被他“辜負”的女子未來的生活。
聶榮臻聽到這個請求時,內心深受震撼。
他看到的不僅是一個男人對前妻的責任感,更看到了一個共產主義戰士超越政治立場的人性光輝。
在戰爭最殘酷的階段,白求恩的遺囑提醒著每個人:革命不是為了消滅情感,而是為了讓普天下的人都能享有愛的權利。

聶榮臻緊握著白求恩的手鄭重承諾:“您放心,我們一定會辦到,這個承諾背后,是中國共產黨人對國際友人的尊重和感恩,更是對革命人道主義精神的踐行。
白求恩去世后,聶榮臻親自督促辦理此事。
盡管抗日根據地財政極其困難,他們仍想方設法通過地下渠道將款項轉交,這已不僅是一筆錢的問題,而是一種信念的傳遞——革命者的情感世界同樣值得尊重和珍視。
1940年1月5日,白求恩的追悼會在河北唐縣舉行。

聶榮臻在悼詞中說:“白求恩同志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的心中裝著全人類的苦難,也裝著對每一個具體個體的關懷。”
歷史往往習慣于將英雄符號化,而忽略他們作為普通人的一面。
白求恩的臨終囑托,恰似一個珍貴的裂隙,讓我們窺見革命光環之下真實的人性,他對前妻的牽掛,與他“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并不矛盾,反而是這種精神在個人生活中的自然延伸。
今天,當我們在白求恩紀念館里瞻仰他的遺物時,除了手術器械和抗戰照片,或許更應該記住這個溫暖的故事。

原來真正的英雄主義從不排斥人性的柔軟,最堅定的革命者也擁有最豐富的情感世界。
白求恩臨終前的這個請求,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理解這位國際主義戰士的新維度,在理想與信念的宏大敘事之下,始終流淌著個體情感的溫熱溪流。
而這,或許正是白求恩精神最動人之處。
#創作挑戰賽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