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泛黃手稿，半部志怪奇書。近日，當遼寧省圖書館的鎮館之寶——蒲松齡《聊齋志異》半部手稿在蒲翁手跡文化展上徐徐展開，那些帶著歲月褶皺的字跡，那些留存著涂改痕跡的墨痕，瞬間將觀眾拉回三百多年前那個寒夜。
這是蒲松齡的筆跡，是《聊齋志異》存世的唯一作者手稿。三百年了，紙脆了，墨定了，但那股子從字里行間透出來的氣，沒散。它不像尋常展覽的文物，只供人遠觀憑吊；它更像一扇忽然打開的窗，窗外是另一個世界，有狐有鬼，有情有義，更有那個在淄川聊齋里，對著孤燈、聽著夜雨、一筆一畫構建這個世界的蒲松齡。這部現存唯一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作者手稿，何止是紙墨的遺存，更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對話，是照見古今的精神明鏡。
文物的價值，從來不止于收藏，更在于與當下的共鳴。此次展覽絕非簡單的文物陳列，而是一次精心的文化搭橋。遼寧省圖書館攜手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將《聊齋志異》手稿與《聊齋表文草》《擬表九篇》等手跡聯袂展出，還搬出了多種譯本，更用茶棚場景還原、滑軌屏幕互動、裸眼3D沉浸等技術，讓古籍走出深閨、活在當下。要知道，文化傳承從來不是守著老物件孤芳自賞，而是要讓后人看得見、摸得著、讀得懂。當年輕觀眾對著屏幕里的狐仙故事嘖嘖稱奇，當孩子們指著手稿上的涂改追問“蒲松齡也會寫錯字嗎”，文化的火種，就在這樣的互動里悄然傳遞。
手稿里的一筆一畫，都是文學創作最鮮活的注腳。今天我們看這半部手稿，看的不僅是文物，更是一段被凝固的時光，一種仍在跳動的文化脈搏。遼寧大學文學院教授趙毓龍說得好，這部手稿是解讀經典的第一手文獻，是無可替代的實物佐證。的確，那些修改的墨跡，藏著蒲松齡字斟句酌的匠心；那些疏密有致的行文，透著他嬉笑怒罵的智慧。《聊齋志異》寫了四十余年，從康熙初年到暮年白發，蒲松齡把科考失意的憤懣、體察民生的悲憫、針砭時弊的清醒，都融進了狐鬼花妖的世界里。他寫的不是怪力亂神，而是人間百態——是書生的執念，是女子的抗爭，是官場的齷齪，是百姓的希冀。這半部手稿，比任何印刷本都更有說服力，它讓我們看見，一部偉大的作品，從來不是憑空而來，而是作者用生命與時代對話的結晶。一筆孤墨，照見的何止是花妖狐魅，更是古往今來從未變過的人心、人情與人性。
珍貴往往意味著稀缺與隔絕，就像這半部手稿，長久以來是深藏庫房的“鎮館之寶”，是學者案頭難得一見的秘本。如何讓一件頂級文物，從少數人的專業領域，走向多數人的公共文化空間？這是所有文博機構面臨的課題。這次展覽給出了一個生動答案：不僅展出手稿真跡，更還原了蒲松齡的茶棚，用滑軌屏、裸眼3D技術營造出沉浸式體驗。這很有意思，它沒有讓古老的手稿獨自承受所有關注，而是為它搭建了一個可以“呼吸”的現代場景。技術在這里不是炫技，而是一座橋，連接起古籍的“靜”與觀眾的“動”，連接起歷史的“深”與當下的“趣”。
這正是“讓文物活起來”的生動實踐。活起來，不是讓文物自己開口說話，那是神話；而是我們要創造條件和語境，讓今天的人能走進去，能看懂，能被打動。據統計，我國現存漢文古籍約300萬部，它們是中華文明綿延不絕的實物見證。每一部古籍都像一顆沉睡的星辰，蘊藏著獨特的文化能量。如何喚醒它們？僅僅編目、修復、鎖入恒溫恒濕的庫房，是遠遠不夠的。那只是保存了“軀體”，更需要激活其“靈魂”。這就需要像此次展覽一樣，綜合運用學術研究、創意策展、數字技術和大眾傳播，為古籍的“活化”開辟多維路徑。
更深一層看，這次“蒲翁手跡文化展”的聯袂展出本身，就傳遞出一種超越地域的文化胸懷。手稿藏于遼寧，蒲松齡故里在山東淄博，兩地攜手，讓分散的遺珍聚合，共同訴說一個完整的文化故事。這啟示我們，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活化，需要打破地域和機構的藩籬，形成合力。中華文明是一幅博大精深的拼圖，每一件文物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塊。只有當我們以更開闊的視野，將這些碎片精心拼接、共同展示時，文明的全景與脈絡才會更加清晰，其震撼人心的整體力量才能磅礴迸發。
古籍的生命力，在于它永遠能照見當下的人心。今天我們重讀《聊齋》，早已不只是為了獵奇那些狐鬼故事，更是為了從中汲取精神的力量。蒲松齡一生困頓，卻始終沒有丟掉對真善美的向往；他身處黑暗，卻偏要為小人物寫就光明。這種精神，放在今天依然振聾發聵。當我們在生活里遭遇坎坷，當我們面對誘惑心生迷茫，不妨想想聊齋里的那些故事——那些堅守本心的狐仙，那些不畏強權的書生，那些善惡有報的結局，何嘗不是對當下的提醒。
文化傳承，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接力。從蒲松齡的一盞孤燈，到今天的手跡大展；從文言小說的字字珠璣，到多媒體技術的生動演繹，不變的是文化的根脈，是民族的魂魄。半部聊齋手稿，照得見千年文脈的源遠流長，更照得見當代人傳承文化的責任擔當。一筆孤墨寫盡人間事，這份來自歷史的饋贈，正等著我們用創新的方式，讓它在新時代煥發出更加璀璨的光芒。（大河網河聲評論員 鄧隨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