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魯迅:救救孩子!百年后的今天依然震耳欲聾
“救救孩子!” 百年前,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吶喊,穿越時空,至今依然振聾發聵。入職從教的那3年,是我成長最快的3年,也是我從懵懂的“教書匠”逐漸看清教育本質的3年。從初登講臺只關注教案與成績,到慢慢讀懂每個孩子眼中的疲憊與渴望,我愈發深刻地體會到:這句百年前的吶喊,從來不是過時的悲鳴,而是當下教育者必須直面的警鐘。
第一年:困在“分數牢籠”里,我曾是“無形的推手”
成長初期的我,滿腦子都是“如何站穩講臺”“如何提高成績”。我花了整整一周打磨教案,把每一個知識點、每一道練習題都安排得滿滿當當,堅信只要按部就班執行,學生就能出成績。可課堂上的場景卻讓我頻頻“卡殼”:原本計劃10分鐘的互動環節,學生反應冷淡沒人回應——他們的眼神里沒有好奇,只有麻木;預設的知識點講解節奏,完全跟不上學生的接受速度——高強度的刷題早已耗盡了他們的精力;甚至遇到學生突發的提問,我都下意識地以“考試不考”為由草草帶過。
那時的我并未察覺問題所在,反而把學生的“不配合”歸咎于不夠努力。為了追求班級分數排名,我延長課后輔導時間,增加作業量,辦公室的燈常常亮到深夜批改試卷。直到有一次,看到一個學生趴在桌上哭著說“我真的寫不動了,我想出去玩一會兒”,我才猛然驚醒:我自以為的“負責”,其實是在親手將孩子推入“內卷式”競爭的牢籠。百年前魯迅批判的“禮教吃人”,如今竟以“分數至上”的形式重現,而我,成了這場“教育吃人”中的無形推手。
第二年:讀懂孩子的“求救信號”,才懂“救救孩子”的重量
如果說第一年是困在“分數陷阱”里,那第二年的成長,就是讀懂了孩子的“求救信號”。起初我以為,管理班級只要制定嚴格的規則,學生乖乖遵守就好。但現實卻給了我重擊:有學生故意上課搗亂,其實是想被關注;有學生成績突然下滑,追問后才知是長期睡眠不足、焦慮纏身;甚至有學生因為和同學鬧矛盾,產生了厭學情緒,直言“讀書太苦了,不如放棄”。調研數據顯示,72%的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礙,這些孩子的困境,正是當下教育生態的真實寫照。
我開始改變方式:每天抽出10分鐘,和1-2名學生談心,聽聽他們的煩惱和想法;建立“成長手賬”,記錄每個學生的興趣愛好、性格特點和進步點滴,而不是只記分數;對于調皮的學生,不再一味批評,而是發現他們的閃光點,用鼓勵引導他們改正錯誤。有個總愛上課說話的學生,我發現他很有組織能力,便讓他擔任班級活動小組長,慢慢的,他不僅上課認真了,眼里也重新有了光。這一年,我終于明白: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核心是救救那些被壓抑的天性、被剝奪的快樂、被扭曲的成長。教育不是“管出來”的,而是“暖出來”的,是守護每個生命的靈性與活力。
第三年:深耕教育本質,以微薄之力對抗“內卷”
讀懂了孩子的困境,第三年的成長,更多是在專業上的“深耕”與突圍。這時候的我,不再滿足于“把課上好”,而是開始思考“如何讓教育回歸育人本質”。我主動報名參加學校的教研項目,和同事們一起探討如何減少無效刷題,增加科技創新、文體活動等多元課程;利用課余時間學習先進的教育理念,嘗試將項目式學習、分層教學等方法融入課堂,讓每個學生都能在自己的節奏里進步,而不是被單一的評價標準裹挾。
這一年,我還第一次參加了區級教學比賽,選題沒有選應試技巧,而是選了“如何呵護學生的好奇心”。從選題、備課到磨課,前前后后修改了幾十次課件,熬了無數個夜晚,只為呈現一堂真正以學生為中心的課。最終獲得比賽二等獎時,我深刻體會到:教育者的成長,從來不是“教出多少高分學生”,而是“守護多少孩子的成長初心”。也是這一年,我開始撰寫教學反思和論文,呼吁打破“單一成功觀”,為學生的多元發展爭取空間。我深知自己的力量微薄,但正如百年前的教育家們為教育革新奔走,今天的我們,也應堅守育人初心,對抗功利化的教育洪流。
回望這3年:“救救孩子”,是教育者的初心與使命
如今再回望這3年的成長歷程,沒有驚天動地的成就,只有一步一個腳印的覺醒。那些曾讓我焦慮的分數排名,那些孩子無助的眼淚,那些深夜的反思,都讓我愈發清晰:教育的本質是“立人”,是培養有血肉、有靈性的個體生命,而不是制造標準化的“分數機器”。傅國涌先生曾說,只有立足于立人之本的教育才有望成為立國之本,如果不從立人入手,這樣的教育注定只是豆腐渣。
百年前,魯迅以筆為刃,吶喊“救救孩子”;百年后,教育內卷、功利化競爭依然在消耗著孩子。作為一線教師,我們或許無法改變整個教育生態,但可以在自己的課堂上,多一份包容,少一份苛責;多一份尊重,少一份控制;多一份陪伴,少一份施壓。“救救孩子”從來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融入每一堂課、每一次談心、每一份期待中的具體行動。教育是一場溫暖的修行,而我們的使命,就是用初心守護孩子的成長,讓這句百年吶喊,終有一天能變成孩子自由歡笑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