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救救孩子！百年后的今天依然震耳欲聾
“救救孩子！” 百年前，魯迅在《狂人日記》中發出的吶喊，穿越時空，至今依然振聾發聵。入職從教的那3年，是我成長最快的3年，也是我從懵懂的“教書匠”逐漸看清教育本質的3年。從初登講臺只關注教案與成績，到慢慢讀懂每個孩子眼中的疲憊與渴望，我愈發深刻地體會到：這句百年前的吶喊，從來不是過時的悲鳴，而是當下教育者必須直面的警鐘。
第一年：困在“分數牢籠”里，我曾是“無形的推手”
成長初期的我，滿腦子都是“如何站穩講臺”“如何提高成績”。我花了整整一周打磨教案，把每一個知識點、每一道練習題都安排得滿滿當當，堅信只要按部就班執行，學生就能出成績。可課堂上的場景卻讓我頻頻“卡殼”：原本計劃10分鐘的互動環節，學生反應冷淡沒人回應——他們的眼神里沒有好奇，只有麻木；預設的知識點講解節奏，完全跟不上學生的接受速度——高強度的刷題早已耗盡了他們的精力；甚至遇到學生突發的提問，我都下意識地以“考試不考”為由草草帶過。
那時的我并未察覺問題所在，反而把學生的“不配合”歸咎于不夠努力。為了追求班級分數排名，我延長課后輔導時間，增加作業量，辦公室的燈常常亮到深夜批改試卷。直到有一次，看到一個學生趴在桌上哭著說“我真的寫不動了，我想出去玩一會兒”，我才猛然驚醒：我自以為的“負責”，其實是在親手將孩子推入“內卷式”競爭的牢籠。百年前魯迅批判的“禮教吃人”，如今竟以“分數至上”的形式重現，而我，成了這場“教育吃人”中的無形推手。
第二年：讀懂孩子的“求救信號”，才懂“救救孩子”的重量
如果說第一年是困在“分數陷阱”里，那第二年的成長，就是讀懂了孩子的“求救信號”。起初我以為，管理班級只要制定嚴格的規則，學生乖乖遵守就好。但現實卻給了我重擊：有學生故意上課搗亂，其實是想被關注；有學生成績突然下滑，追問后才知是長期睡眠不足、焦慮纏身；甚至有學生因為和同學鬧矛盾，產生了厭學情緒，直言“讀書太苦了，不如放棄”。調研數據顯示，72%的學生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礙，這些孩子的困境，正是當下教育生態的真實寫照。
我開始改變方式：每天抽出10分鐘，和1-2名學生談心，聽聽他們的煩惱和想法；建立“成長手賬”，記錄每個學生的興趣愛好、性格特點和進步點滴，而不是只記分數；對于調皮的學生，不再一味批評，而是發現他們的閃光點，用鼓勵引導他們改正錯誤。有個總愛上課說話的學生，我發現他很有組織能力，便讓他擔任班級活動小組長，慢慢的，他不僅上課認真了，眼里也重新有了光。這一年，我終于明白：魯迅“救救孩子”的吶喊，核心是救救那些被壓抑的天性、被剝奪的快樂、被扭曲的成長。教育不是“管出來”的，而是“暖出來”的，是守護每個生命的靈性與活力。
第三年：深耕教育本質，以微薄之力對抗“內卷”
讀懂了孩子的困境，第三年的成長，更多是在專業上的“深耕”與突圍。這時候的我，不再滿足于“把課上好”，而是開始思考“如何讓教育回歸育人本質”。我主動報名參加學校的教研項目，和同事們一起探討如何減少無效刷題，增加科技創新、文體活動等多元課程；利用課余時間學習先進的教育理念，嘗試將項目式學習、分層教學等方法融入課堂，讓每個學生都能在自己的節奏里進步，而不是被單一的評價標準裹挾。
這一年，我還第一次參加了區級教學比賽，選題沒有選應試技巧，而是選了“如何呵護學生的好奇心”。從選題、備課到磨課，前前后后修改了幾十次課件，熬了無數個夜晚，只為呈現一堂真正以學生為中心的課。最終獲得比賽二等獎時，我深刻體會到：教育者的成長，從來不是“教出多少高分學生”，而是“守護多少孩子的成長初心”。也是這一年，我開始撰寫教學反思和論文，呼吁打破“單一成功觀”，為學生的多元發展爭取空間。我深知自己的力量微薄，但正如百年前的教育家們為教育革新奔走，今天的我們，也應堅守育人初心，對抗功利化的教育洪流。
回望這3年：“救救孩子”，是教育者的初心與使命
如今再回望這3年的成長歷程，沒有驚天動地的成就，只有一步一個腳印的覺醒。那些曾讓我焦慮的分數排名，那些孩子無助的眼淚，那些深夜的反思，都讓我愈發清晰：教育的本質是“立人”，是培養有血肉、有靈性的個體生命，而不是制造標準化的“分數機器”。傅國涌先生曾說，只有立足于立人之本的教育才有望成為立國之本，如果不從立人入手，這樣的教育注定只是豆腐渣。
百年前，魯迅以筆為刃，吶喊“救救孩子”；百年后，教育內卷、功利化競爭依然在消耗著孩子。作為一線教師，我們或許無法改變整個教育生態，但可以在自己的課堂上，多一份包容，少一份苛責；多一份尊重，少一份控制；多一份陪伴，少一份施壓。“救救孩子”從來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而是融入每一堂課、每一次談心、每一份期待中的具體行動。教育是一場溫暖的修行，而我們的使命，就是用初心守護孩子的成長，讓這句百年吶喊，終有一天能變成孩子自由歡笑的聲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