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古今第一文人”的有力競爭者，他的真跡在當今拍賣市場上都能拍出天價，例如他的《答謝民師論文帖》卷在拍賣市場估價已超過數億元。
《答謝民師論文帖》是蘇軾晚年北歸途中寫給廣州官員謝民師的信札墨跡，系統闡述了文學創作理念，兼具書信真情流露與行書藝術精髓。
蘇軾的真跡只在當今才值錢嗎？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近千年前的宋代，蘇軾的真跡在當時能值多少錢？這位文壇巨匠的簽名，又如何在生前就已成為收藏家們競相追逐的對象？
蘇軾的《卜算子 黃州定慧院寓居作》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在宋代，蘇軾的墨跡幾乎等同于硬通貨。同時代的黃庭堅曾言：“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物以稀為貴，蘇軾這種不經易贈字的習慣，無形中抬高了其墨寶的市場價值。
蘇軾本人曾在《石蒼舒醉墨堂》中自嘲：“吾雖不善書，曉書莫如我。”這種謙虛背后，是全社會對其書法藝術的極致推崇。
據《春渚紀聞》記載，“東坡翰墨，在崇寧大觀則時禁甚嚴…人藏其書，可值數十萬。”數十萬文是什么概念？以北宋米價計算，這相當于數百石大米，足以在京城購置一處不錯的房產。
蘇軾簽名價值最生動的例證，莫過于他與當時著名書法家米芾之間的交往。
元豐年間，米芾以一方紫金硯換得蘇軾為其書院題名“寶晉齋”，這方名硯后來被蘇軾指定為隨葬品，可見交易之重。而在民間，甚至流傳著“得一蘇字，可富百家”的夸張說法。
蘇軾的《鷓鴣天 林斷山明竹隱墻》
林斷山明竹隱墻，亂蟬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鳥時時見，照水紅蕖細細香。
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轉斜陽。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
崇寧年間，蔡京當權，蘇軾墨跡被列為“元祐黨人”禁物，朝廷嚴令“蘇黃文集合毀之”，違者重罰。然而，禁令越嚴，地下收藏市場對蘇軾墨跡的追捧反而越加熱烈。
據《風月堂詩話》記載，當時“文人墨客多私藏之，雖遇搜查而不忍毀”，有人甚至不惜傾家蕩產，只為收藏一幅蘇軾的真跡。
蘇軾簽名的價值，不僅體現在生前。在他去世后不久，其墨跡價值更是一路飆升。靖康之變后，蘇軾手稿隨著宋室南渡而價格暴漲，一紙難求。
南宋周煇在《清波雜志》中感嘆：“今東坡筆墨市面上已鮮有真跡，即便是尋常尺牘，亦價值千金。”
蘇軾在揚州時，曾為商人題寫“九江樓”三字，店家因此生意興隆，日進斗金。后來這塊匾額被一富商以五千貫高價買走，相當于當時一個中等家庭數十年的收入。
蘇軾的“簽名效應”甚至催生了龐大的仿制品市場，宋代葉夢得在《避暑錄話》中提到：“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便覺氣索，而人家多以東坡墨跡為飾，雖贗品亦不惜重金。”
蘇軾的真跡為什么如此值錢？
這源于其多重身份的疊加：文學家、書法家、詩人、詞人、畫家等。蘇軾的每一幅作品都是這多重身份的交匯，每一筆簽名都承載著其人格魅力與文化資本。
在文化鼎盛的宋代，擁有蘇軾真跡不僅是財富的象征，更是文化地位的標識。
斯人已逝，真跡留存。千年已降，從汴京到紐約，蘇軾的簽名依然在歷史與市場的雙重認證下熠熠生輝。
蘇軾的《觀潮》
廬山煙雨浙江潮，
未至千般恨不消。
到得還來別無事，
廬山煙雨浙江潮。
那些留在紙絹上的墨痕，早已超越了藝術本身，成為歷史的見證者。
當我們凝視這些千年墨跡，看到的不僅是書法藝術，更是一個文明對自身最高精神成就的無盡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