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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記憶中，我幾乎沒有‘童年閱讀’的階段。我似乎是一開始就摒除游戲性質的訓練而進人“純正”的文學閱讀。我從小就不喜歡現今被稱為通俗文學的那類作品。 偶爾也涉獵過《七俠五義》《施公案》之類的小說，但往往‘不忍卒讀’便放下了。那些描寫引不起我的興趣。我的童年是艱難且充滿憂患的。家境貧寒，再加上異國入侵的戰亂，個人和家庭的生計維艱，以及籠罩頭頂的戰爭的烏云， 剝奪了人生最天真無邪的那個階段。我的‘心境’與那些輕松的愉悅的閱讀無關。早熟的人生使我天然地排斥那種旨在消遣的閱讀活動。 ”
這是我在百花文藝出版社編的《我的讀寫四十年》（收錄13位文化名家的讀寫生活）中讀到的著名文學評論家謝冕所說。讀至此，我愕然了：我想，這實在是一個獨特的個案。
謝冕先生生于1932年，正是中國民不聊生的時代，不假；但是，與他一樣成長于充滿憂患乃至腥風血雨的亂世的文化名家在在多矣，他們的成長史中卻并不難發現讀“閑書”的身影——魯迅先生青少年時愛讀仙俠小說、博物讀物，蓋青少年天性使然（這些讀物天生就能滿足好奇心），并不足怪的。老舍、茅盾等文學名家亦如此。
這樣說，并非是指責心氣早熟的謝冕先生“矯情”，筆者只是覺得：個人與時代的關系并非是想當然的，需要我們（尤其是文學研究者）留心揣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