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池是晉西北最高最冷的縣。三月里的一天，我來這里是為了訪問一個鄉村女教師。她的事跡很簡單：在一盤土炕上教書已二十五年。一個年輕女子，隱居深山，盤腿坐炕，一豆青燈，幾個頑童，二十五年。這是何等清貧堅忍的煉丹修道式的生活啊，我一定要去看看。

車子進了山，翻上山頭，早沒有了路。風像刀子一樣專找著領口、袖口往里鉆。山上除了殘雪，就是在風中抖動的、如鋼絲一樣的枯草莖。

步行轉過一個山坳，村口的第一個院子就是學校，傳出了孩子們清脆的讀書聲。我們剛踏進院子，一個中年婦女在窗玻璃上一閃，急忙迎了出來。她就是炕頭小學的女教師賈淑珍。炕頭上分三排盤腿坐著十三個孩子。一個個瞪著天真的眼睛，看著我們這些山外來客。炕下放著一溜小棉鞋。炕對面的椅子上靠著一塊小黑板，上面寫著漢語拼音。賈老師迎進我們說：“天這么冷，好辛苦，快炕上坐。”一邊讓孩子們往炕里擠一擠。山里的冷天，家里最暖和的地方就是炕頭，如同賓館會客室里的正席沙發，是專讓貴客的。我們不愿打擾小窯洞里的教學秩序，不肯上炕，她就讓我們到她的窯洞里。

“那是一九六一年，十七歲，我初中畢業，和張亮結了婚，來到這個村。全村不到二十戶，沒有學校。八九個娃娃，不是在村里爬樹，就是在地里割莊稼。我跟支書說，我念書不多，總還能看住個娃娃吧，比他們在村里撒野強，當時隊里沒有窯洞，我剛結婚，就把學校搬到了我的洞房里。”

“我把家里的殺豬案板洗了洗，刷上炕洞煙當黑板，又把山上的白土碾成面，和上山藥蛋粉搓成條，就是粉筆。沒有書，就回到娘家村里借。”

賈淑珍坐在炕邊，像敘家常，追憶著往事。話里并沒有多么崇高的理想，也沒有多么宏偉的計劃，更沒有什么壯烈的舉動。一切都順乎自然，村里的娃娃沒人管，自己就當看娃的，野慣了的孩子，撕了窗戶，扯了炕席。地下，雨雪天兩腳泥；冬天燒炕還要出去打柴、接草。同一盤炕上四個年級，有的上算術，有的上語文，有的愛打鬧，有的膽小不敢說話。她都靠自己無私的心和慈母式的情，把這批野孩子帶大一茬又一茬。只在那花燭洞房中的土炕上，就送走了十二茬學生。全村三十五歲以下的無不是她的學生。

土炕，這盤熱烘烘的土炕，就是憨厚的北方農民一個生存的基本支撐點，是北方民族的搖籃。在這盤土炕上，人們睡覺、吃飯、紡線。晚間又常擠到炕頭上說古拉家常。這九尺炕頭便是他們的生活舞臺，世代他們就這樣繁衍、生存、進步，而賈淑珍又在舞臺上加進新的內容——教育。人呱呱落地，來到這炕上，不該光吃、睡和干活，還應該有文化有精神文明。這個普通的女教師，給炕賦予了新的含義。

二十五年了，在這盤土炕上，他們連同自己的，共帶大了四十二個孩子。我問：“張亮現在干什么？”

“他在十五里外的一個村里教書。”

“你為什么不和他調到一起？”

“我們這個村小，他回來吧，用不著兩個；我去他那村吧，一走，學校也就停了。現在雖說有了窯，可誰想來呢？直到去年才通了電。”

別人不愿來，她卻舍不得走。事情總得有人干，是苦是虧總得有人吃。自覺奉獻，自覺犧牲，這就是她的人生哲學，平靜而自然。

我們就這樣不緊不慢地拉著話，隔著光線，我端詳一下她的臉，已爬上不少皺紋。我計算她今年該是四十四歲，可她至少像五十多歲。多年為人師表的嚴肅和山里生活的清苦，塑造了她這種謙虛、誠實、任勞任怨和略顯憔悴的身影、風度。我心里只是莫名地為她惋惜和不平，但說出口的卻是這么一句：“山里生活這么多年，身子骨還好吧。”

“好甚哩，六年前檢查說是肝炎。進城打了個方，回來連吃了四十服，就再沒去看。離不得，一進城少說也得七天，誰代課呢？山里人，身子能扛呢。”

我看看表，已近中午，便要起身告辭。她還是堅持要我們吃了午飯，我們趕緊逃了出來。

告別時，我還是提醒她要看病，她卻一直念著，來了一趟，飯沒吃一口，你們衣裳單，別著涼。村民們的話又響在我耳旁：“賈老師，好人哩。”這樣的好人真不多啊，像一棵靈芝草，靜靜地藏在深山里。這個二十戶的小村托了她的福啊！幾十年來，有了一個她，全村就沒有一個文盲，還出了兩個大學生。都說教師是蠟燭，她就是這樣默默地燃著自己，在這無人知曉的山里，在那盤農家最普通的土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