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出生于1952年，至今記得楚雄山間的露水，清晨五點背簍壓上肩頭時的重量，還有腳下泥濘山路那種熟悉的陷落感。年幼時她叫阿英，十歲，父母病逝，妹妹3歲，她還是個孩子，卻挑起家庭重擔，當爹又當娘拉扯妹妹長大。父母走后她成了家里的脊梁。23歲成家，男方是別人介紹的，倒插門女婿。33歲時，女兒10歲，兒子7歲，看似一份圓滿，實則支離破碎，男人人在曹營心在漢。
一九八二年秋天，當她在自家院子里晾曬苞谷時，發現了丈夫衣袋里那張字跡曖昧的紙條。而她的丈夫——那個從元謀縣“倒插門”進來的男人，正坐在門檻上抽煙，好像這個家從來就與他無關。
“離婚吧。”她平靜地說出這句話時，自己都吃了一驚。丈夫抬起頭，那張她曾以為老實的臉上閃過一絲慌亂，隨即變成惱羞成怒：“這是我家！”
“這是我爹媽留下的房子。”她的聲音不大，卻像山巖一樣堅硬，“你是倒插門的女婿。”
法院判決那天，楚雄下著小雨。法官問她要哪個孩子，她看著女兒倔強的小臉和兒子懵懂的眼睛，心像被撕裂。最后她選了女兒——十歲的女孩已經開始懂事，不能留在這樣的父親身邊。兒子判給了丈夫，因為“男方需要延續香火”——盡管他不過是個倒插門女婿。
拿著離婚證書走出法院，女兒拉著她的手問：“媽，弟弟怎么辦？”她沒回答，只是把女兒的手握得更緊。回到空了一半的家，她才在灶臺邊無聲地哭了很久。父母早逝，只有一個未成年的妹妹，現在連兒子也留不住。
介紹人說豫東那男人“老實，就是年紀大些，一只眼睛不好”。她沒問多大，到了才知道，大她十九歲。相親那天，男人用剩下那只眼睛打量她和她身邊的女兒，說了唯一一句話：“能干活就行。”
離鄉的火車上，女兒一直趴著車窗看外面。山漸漸少了，平原越來越多，最后變成一望無際的平坦土地，像被熨斗燙過一樣。女兒小聲說：“媽，這里沒有山。”她摸摸女兒的頭，心里空蕩蕩的。
蘭考的土房比她云南老家還要破。男人有個弟弟，第一天見面就說：“哥，你咋弄個帶拖油瓶的？”她假裝聽不懂河南話，低頭收拾那幾乎空無一物的房間。女兒怯生生地拽著她的衣角，十歲的孩子已經懂得什么是寄人籬下。
一九八三年開春，她做了個決定。用攢了半年的雞蛋錢買了張火車票，偷偷回了云南。前夫已經再婚，七歲的兒子蹲在院子里玩泥巴，小臉臟兮兮的，看見她時愣了好一會兒才喊出一聲“媽”。她趁前夫不在，帶著未成家的妹妹，拉著兒子就往車站跑。那是她人生中最漫長的一次奔跑，一手妹妹，一手拉著兒子，心跳如鼓。
“他是瞎子嗎？”兒子第一眼見繼父時小聲問。她捂住兒子的嘴，眼睛卻盯著男人那只渾濁的眼球。男人沒說話，轉身盛了碗稀飯放在兩個孩子面前。
妹妹被領居張羅介紹嫁給了鄰村，也是這個瞎眼男人的老表，比女人妹妹大10歲，又矮又丑，還好的是，對女人妹妹一心一意。
日子在鹽堿地里一天天熬。豫東的冬天干冷，風像砂紙刮過皮膚。她和男人拉了滿車白菜去集市，站在寒風里從早到晚，換回的錢剛夠買半袋玉米面。男人抱怨：“四張嘴吃飯，糧食下得快。”她只是默默把稀飯里的米粒撈給兩個孩子。
發現男人在外面有女人，是在一個夏夜。她剛從磚窯回來，滿身煤灰，看見村口的麥垛旁，男人正和一個寡婦說笑。那只瞎了的眼睛在月光下似乎也有了神采。她沒有鬧，轉身回家燒水做飯。女兒已經十三歲，會幫著看火；兒子十歲，正在燈下寫字。磚窯的工錢漲了，她需要這份工作。
女兒十六歲那年，男人喝了酒說要把她嫁到鄰村換彩禮。她第一次拿起搟面杖擋在門口，眼睛紅得像要滴血：“誰敢動我閨女，我就跟誰拼命。”那晚男人摔門而出，她在油燈下坐到天明。女兒依偎在她身邊說：“媽，我不嫁人，我幫你養家。”
為了多掙點錢蓋房子，她跟著村里的婦女去新疆摘棉花。那是她第一次離開河南，火車向西開了三天三夜。棉田一望無際，白茫茫的一片，她彎著腰從清晨摘到日暮，手指被棉殼劃出一道道血口。夜里睡在大通鋪上，聽著別人的鼾聲，她想起云南的茶山，想起那些她再也回不去的春天。工錢是按斤算的，她比別人都摘得多，因為心里揣著一個念想——要給兒子女兒一個真正的家，一個不用看人臉色的家。
新房蓋起來那天，村里人都來瞧熱鬧。三間平房，紅磚灰瓦，在豫東平原上毫不起眼，卻是她用半生血汗壘起來的。男人蹲在新房門口抽煙，那只瞎眼微微瞇著，不知在想什么。女兒已經出嫁，兒子成家，這個家終于有了家的樣子。
前些年，她接到鄰村打來的電話時，正在院子里曬辣椒。電話是妹夫打來的，說她唯一的妹妹沒了，癌癥，剛過五十歲。她握著電話愣了很久，半晌才問：“啥時候的事？”妹夫說昨天夜里走的。她掛掉電話，繼續曬那些紅彤彤的辣椒，直到辣味嗆得眼淚直流。她沒去參加葬禮，只是讓兒子送去一筆厚厚的禮金。那天晚上，她破天荒地沒有罵床上躺著的男人，只是靜靜地坐在石榴樹下，坐了許久。月亮升起來的時候，她明白從此這世上最后一個和她從云南來的人，也沒了。
如今她七十四歲了，每天早上五點依然準時醒來，仿佛肩上還壓著年少時的背簍。男人九十一，癱在床上三年了。她喂飯、擦身、端屎端尿，偶爾不耐煩了會罵：“老不死的，啥時候是個頭。”男人已經不太能說話，只是用還能動的那只手拉她的衣角，渾濁的眼睛望著她，像是想說些什么。
村里人說她傻：“那男人對你又不好，年輕時還找女人，現在管他干啥？”她不解釋，只是每天按時把飯端到床前。女兒每周末都回來，帶著外孫。兒子在縣城開了小店，每個月塞錢給她。兩個孩子對床上的老人格外孝順，兒子甚至專門買了輪椅，天氣好時推老人出去曬太陽。
“媽，你真不想回云南看看？”兒子有次又試探著問。她正在院子里曬被子，拍打被面的手停了一瞬，隨即更用力地拍下去：“不回去了。根都扎這兒了，還回哪兒去？”被子揚起細小的灰塵，在陽光里飛舞，像無數個回不去的昨天。
最近她常在院子里種石榴樹。豫東的土質不好，石榴樹很難成活。但她試了一年又一年，終于有一棵活了，今年還開了花。火紅的花朵在鹽堿地里格外耀眼，像她從未熄滅的生命力。
每天伺候完男人，她會搬個小凳子坐在石榴樹下歇一會兒。七十四歲的背已經有些駝了，但坐在那里腰桿還是挺直的。有時候男人在屋里哼哼，她也不著急起身，只是望著遠處的田野發呆。那些田野和她剛來時不一樣了，現在種的都是經濟作物，綠油油的一片，像她記憶里云南的茶山。
兒子上個月又提了回云南的事，這次說得更具體：“媽，我都打聽好了，咱們飛過去，住酒店，就去您老家看看，不住那兒。”她搖搖頭，什么也沒說。晚上給男人擦身時，男人突然含糊不清地說：“回……去……”她手一頓，然后繼續擦：“回哪兒去？哪兒也去不了。”
夜深了，她躺在床上，聽著身邊男人沉重的呼吸聲。這呼吸聲她已經聽了三十多年，從開始的陌生到現在的熟悉，像這平原上的風一樣，成了她生命的一部分。窗外月光灑進來，照在墻上那張泛黃的地圖——那是兒子買回來的中國地圖，云南和河南之間，隔著那么遠，又那么近的距離。
她把紙小心折好，放回盒子。走出屋子時，院里的石榴樹上又結了幾個小小的果子。她伸手摸了摸，粗糙的樹皮硌著手心，像是生活本身的質感。
風吹過平原，石榴樹的葉子沙沙作響。她想起新疆棉田里那些白色的云朵，想起磚窯里炙熱的火焰，想起女兒出嫁時的眼淚和兒子第一次叫她“媽”時的模樣。
原來，人這一生啊，就像這石榴樹——把根扎進最貧瘠的土地，把苦澀咽進肚子里，然后在某一個春天，突然開出滿樹的花來。那些花不解釋什么，不證明什么，只是紅艷艷地開著，告訴每一個看見的人：活著，就是最堅韌的勝利。
云南的山還在她的夢里，但豫東的石榴樹已經結果了。男人還在床上等著她喂飯，日子還要一天天過下去。這就夠了，她想，這就夠了——她的根不在云南，也不在河南，而在自己走過的每一步路上，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的瞬間里。她這一生，就是自己最堅實的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