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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可昕
廣西大學

——紅網第11屆全國大學生“評論之星”選拔賽參賽作品
據鳳凰網12月18日報道,山東淄博沂源縣實驗中學的一段錄音,讓公眾聽到了教育現場某種令人不安的真相。一位班主任因學生管理問題與家長爭執,聲稱“我有100種方法不揍孩子,讓他難受”,并警告家長“和我對立,吃虧的只有你孩子”。這不是簡單的情緒失控,它像一束強光,照出了教育實踐中一個隱秘的角落:當教育者的權威異化為一種需要學生用“難受”來償還的權力時,教育本身便走向了反面。
這一事件的核心,是懲罰思維取代了教育本位。班主任的所有言論都圍繞“懲罰”展開,并以此為權力支點。學生因課間未及時進教室被留校,這是初步懲罰;當家長為此溝通時,沖突升級,懲罰的對象從學生蔓延至家長。班主任威脅“你敢告我,就等著”,揚言“讓你全國出名”,并強調“罰站是老師的權利,告不了我”。在她的邏輯里,懲戒權不僅是管理工具,更是自身權威不容置疑的象征。她將家校關系定性為“對立”,并精準地指出在這種對立中,“吃虧的只有你孩子”。這意味著,孩子在其眼中已非教育主體,而是用于制衡家長的“人質”。這套話語體系完全脫離了如何引導學生認識錯誤、改正行為的教學討論,沉溺于懲罰的施行與權力的宣示。
更值得剖析的,是這種懲罰手段的“系統化”與“精神化”傾向。班主任夸耀的“100種方法”,顯然不是指即興的責罵,而是暗示一套成熟的、多樣化的非肉體懲罰策略。錄音中透露了其中幾種:她聲稱會“通知其他老師不用管該孩子”,這旨在通過教師的集體冷落實現孤立;她用“花成花,草成草,狗尾巴草永遠變不成花”來貶低學生,這是通過語言進行人格否定和價值摧毀。與過去顯見的體罰不同,這些方法旨在制造持續的心理壓力和精神上的“難受”。它們更隱蔽,更難被取證,但其傷害可能更為深遠。用“狗尾巴草”的比喻貶低學生,本質上是一種粗暴的、靜止的評判,否定了教育的能動性和學生成長的可能性。當她將這套手段付諸實踐并引以為傲時,她所維護的已不是紀律,而是一種令人壓抑的控制。
這種現象的出現,暴露了部分教育環境中評價體系的扭曲與教育倫理的失守。涉事的沂源縣實驗中學是一所擁有“省級規范化學校”“省初中教學先進單位”等諸多稱號的公立學校。這種反差提示我們,外在的榮譽與規模并不能自動屏蔽內部教育觀念的病變。在追求管理效率、學業成績和“秩序”的過程中,一些教育者可能不自覺地將學生視為需要被規訓、甚至被馴服的客體。當“管理”壓倒了“教育”,當“聽話”被等同于“好”,那么研究如何讓學生“難受”以使其就范,便可能被扭曲地視為一種有效的“專業能力”。事件發生后,當地教育體育局迅速介入調查,并表示在調查取得明確結論后,將 “依法依規嚴肅處理”,這當然是必要的糾偏舉措。但比處理一個人更重要的,是審視催生這種言論的土壤:是什么讓一位教師覺得,可以公然將“讓學生難受”作為自己的專業籌碼并進行威脅?
教育的本質是點亮和喚醒,其權威應源于學識、品德與引導的智慧,而非居高臨下的“控制”。當一位教師將主要心力用于如何讓學生“難受”時,她與學生的關系便異化為“權力的游戲”,教育最珍貴的信任與引導也蕩然無存。
這起事件應成為一個深刻的警示。它提醒制度設計者,在規范辦學行為時,亟需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等法律法規,對教師的懲戒權邊界做出更清晰、更人性化的界定,嚴防其異化為精神控制的工具。它更提醒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需要時常反躬自省:我們手中的權力,是為了滋養成長,還是為了展示權威?是用于幫助,還是用于制服?守護教育的純粹性,正是要從徹底摒棄那“控制”的思維開始,回歸到“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的本真。因為,真正的好老師,心里想的永遠應該是“我能找到100種方法幫助你認識自己、獲得成長”。
※本文為“紅辣椒評論”原創文章,僅系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紅網立場。轉載請附原文出處鏈接和本聲明。

編輯 | 吳海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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