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沒有想過，
《全民閱讀促進
條例》意味著什
么
近日，一則新聞迅速傳開：國務院總理李強簽署國務院令，公布《全民閱讀促進條例》，自2026年2月1日起施行。
條例共6章45條，對全民閱讀促進工作的指導思想、推廣方式、服務保障等作了系統規定。與過往的政策倡導不同，這是一部具有強制力的行政法規。
讀書組織不僅是一兩個活動的組織者，而是在更大的公共敘事里，成為被允許、被歡迎、也被期待的社會參與者。
歡迎加入無魚讀書會2026年度漁舟精讀活動
一年12本，一月一本
「READING」
從“辦活動”到“建體系”
《條例》最關鍵的信號，是把全民閱讀促進工作定義為“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參與”，并強調“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要構建“全民覆蓋、普惠高效”的促進體系。
過去二十年，中國的閱讀推廣從未停止。但坦率地說，很多努力停留在“活動”層面：讀書月、名家講座、閱讀推廣人培訓，這些當然有意義，但往往是碎片化、運動式、不可持續的。
《條例》試圖改變的正是這一點。它要建立的，是一個全民覆蓋、普惠高效的全民閱讀促進體系。仔細閱讀第三章“全民閱讀服務”，你會發現這套體系有其完整性。
在空間上，它要求“科學合理規劃建設全民閱讀設施”，列出了從公共圖書館到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從工人文化宮到社區圖書室，甚至公園、景區、交通工具在內的二十余類閱讀空間。
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全民閱讀設施管理單位”的概念，明確了這些空間的服務標準、開放時間、安全責任，甚至要求“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和學校寒暑假期間適當延長開放時間”。
在內容上，《條例》第九條規定“國家支持和引導豐富出版品種，優化出版結構，提高出版質量”，第十四條則要求“做好黨的創新理論、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等方面優秀出版物推介工作”。
這意味著，閱讀推廣不再只是數量上的“多讀書”，更是質量上的“讀好書”。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十五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根據實際情況，采取政策措施支持實體書店發展；鼓勵實體書店改善閱讀條件、開展閱讀活動”。
在電商沖擊、實體書店普遍艱難的今天，這一條款為書店的轉型發展提供了政策依據。未來的書店，或許將不再僅僅是購書場所，而會成為社區的文化樞紐和閱讀空間。
「READING」
從零散熱鬧，推向“品牌化、節律化”
《條例》非常明確地提到：鼓勵開展內容健康向上、展現文化底蘊、形式豐富多樣的閱讀推廣活動，要培育活動品牌，做好優秀出版物推介，并規定每年4月第四周為“全民閱讀活動周”。
這幾條連在一起，含義很“運營”。閱讀推廣未來會越來越像“公共文化節日”，有固定檔期、有集中曝光、有資源傾斜，也更容易形成跨平臺聯動（政府—媒體—圖書館—書店—學校—企業）。
更重要的是，《條例》強調“推廣應當具備相應領域的專業能力”，以及新聞媒體應通過報道、欄目、公益廣告等方式推廣優秀出版物和先進典型。
這實際上把“讀書會”從松散社群，推向一種半職業化的公共文化實踐：讀什么書、怎么讀、如何帶來更多的樂趣與愉悅，會越來越重要。
「READING」
第一次把“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結合”寫得很具體：機會與約束并存
《條例》沒有走向“紙質崇拜”或“數字崇拜”，而是明確支持數字閱讀與傳統閱讀相結合，推動優質數字內容供給、提升便利性與滿意度，同時要求數字閱讀服務提供者加強內容管理，推送優質內容，營造健康向上的數字環境。
但同時，它也為數字閱讀設立了明確的底線：“數字閱讀服務提供者應當加強數字閱讀內容管理，推送優質數字閱讀內容，營造健康向上的數字閱讀環境。”
在算法推薦、流量至上的環境中，數字閱讀很容易滑向娛樂化、碎片化、低質化的深淵。《條例》的出臺，實際上為數字閱讀服務商劃定了責任邊界。可以用技術擴大閱讀的覆蓋面，但不能以技術為借口降低閱讀的品質標準。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推送優質數字閱讀內容”中的“推送”二字。在個性化推薦成為主流的今天，平臺方如何平衡“用戶興趣”與“內容品質”，如何避免“信息繭房”對閱讀廣度的限制，將是未來監管和行業自律的重要課題。
「READING」
國際視野，在文明對話中確立主體性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沖突論甚囂塵上的今天，中國的全民閱讀推進，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靜悄悄的文化奠基工程。
《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支持開展全民閱讀國際交流合作”，這其實是對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深刻思考。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閉門造車，而是在充分了解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確立自己的文化主體性。全民閱讀，正是這種“開放中的自主”在文化領域的體現。
當億萬中國人通過閱讀，既了解柏拉圖和莎士比亞，也熟悉孔子和曹雪芹；既知曉啟蒙運動的理性精神，也理解“仁者愛人”的東方智慧，一種基于思辨而非偏見的文明觀才會真正建立。
這種文明觀，將幫助我們在紛繁復雜的國際環境中，既保持文化定力，又具備對話能力。這或許才是“推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深層含義。
（無魚讀書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