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角逐或許是這個時代最大的命題之一。這場競賽的天平最終會如何傾斜？有一個說法是，最終全世界超過70%的人用哪個國家的軟件，科技的未來就將屬于誰。
想要以最高效率推廣自己的軟件生態，開源被認為是最有效，也最聰明的辦法。20世紀70-80年代，人類逐漸意識到每家企業都重新做一個軟件，世界經濟很快就會被天價的軟件開發成本拖垮。只有將軟件開源開放，讓每位開發者自由獲取基礎軟件和開發工具，數字革命才有成功的可能。Linux基金會認為，全球開源軟件的替代價值已經超過了9萬億美元，這相當于一個大國的GDP，成就了人類關于分享與協作的技術神話。
雖然開源的本質是分享，但開源生態卻有主導權。這種主導權展現在科技博弈中有兩種體現，一種是在必要時，軟件開源的上游國家與地區，可以切斷下游的軟件獲取權，從而形成科技制裁；另一個角度看，開源生態的主導地與跟隨地之間始終存在著能力鴻溝。資本、人才、產業標準都會向開源主導地匯聚。這意味著掌握軟件開源的主導權，就掌握了科技領域的諸多主導權。
20世紀90年代，全球軟件開源事業進入黃金時代。其中一只火苗早早落在了中國。在那之后的三十年時間里，中國從對開源的懵懂無知，到以開源生態作為發展紅利，再到大勢所迫下以我為主推動開源事業，在驚濤駭浪間經歷了種種變化。
中國科技產業對開源的態度，基本上可以說折射了每一個階段的發展中心與邏輯內核。
從發現洪流、借助洪流，到變成洪流，讓我們來講講軟件開源的中國故事。
1991年Unix源碼開放。就在同一年，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的大二學生林納斯·托瓦茲借助Unix開發出了Linux內核。這個偶然間寫出的操作系統內核，很快在剛剛萌芽的互聯網上獲得了廣泛好評，在開發者群落中被認為是自由軟件意志的一種代表。
剛巧的是，那時候宮敏博士正在赫爾辛基理工大學訪學，他在研究并行計算相關課題時，偶然間發現了Linux，覺得這東西有點意思。1994年宮敏回國的時候，也順道將Linux以及其他在當時被稱為自由軟件的軟件源代碼帶回了北京。1997年，他再次帶回了80GB的自由軟件源代碼，建立了“中國自由軟件庫”，以免費和開發的形式為開發者提供軟件資源。這次偶然的信息交流，被廣泛認為是中國軟件開源的起點。
當時很多剛剛接觸軟件開發與互聯網的年輕人，驚訝地發現居然有可以不要錢就隨便獲取的源代碼。如此一來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完成眾多領域需要的軟件系統，從而完成商業化。這種由信息差與開源模式共同哺育的商業形態，在此后成為中國軟件行業的基礎。
從1999年起，以中關村為根據地涌現出了一大批從事Linux發行版的軟件企業。他們的出現，讓中國有效參與了以家用電腦和商業軟件、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也為后來中國互聯網經濟騰飛埋下了伏筆。依靠一個人的敏銳嗅覺，整個中國軟件產業保持了與全球高度一致的發展。這推動了萌芽階段的中國軟件產業成長，但也導致中國軟件市場從最開始就有著依靠開源資源，缺乏自研能力，難以形成大型公司等一系列問題。
1997年，歐洲的開發者們提出用“開源”（Open Source）一詞替代強調意識形態的自由軟件，更加重視開源的商業化能力與社區包容屬性，軟件開源步入了歷史上最為開放，也最富全球化色彩的新時代。
?2008年?，國際開源社區開始在北京召開全球技術峰會，2009年Linux基金會開始接受來自中國的代碼。中國軟件開源，就此正式成為全球開源的一部分。
2008年奧運會之后，伴隨著智能手機與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中國迎來了史無前例的互聯網經濟騰飛。在這個階段，中國開始形成以BAT為代表的科技巨頭。雖然這些科技企業大部分以互聯網應用起家，并不專注于軟件開源事業和開源貢獻，但當其業務覆蓋面達到一定廣度，儲備了足夠的技術能力之后，也勢必會將自身能力外溢到開源生態當中。
于是，在移動互聯網高速發展，互聯網巨頭主導科技發展的日子里，我們能看到中國開源事業也逐漸受益，迎來了新的變化。在20世紀90年代的開源萌芽階段，中國開發者近乎完全是開源的受益方，他們將開源軟件試做免費資源，以此賺得第一桶金。而在新階段，中國互聯網公司開始效仿硅谷巨頭將自身技術能力進行開源，以此換取行業影響力，以及一些特定領域的平臺化效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兩個階段，分別是互聯網巨頭進軍云計算，以及后來面向AI的集結。
2010年之后，互聯網公司布局云計算業務成為主流。而云計算有著復雜的軟件開發體系與多樣的開發者生態需求，從而導致云服務商對相關的軟件開源事業大力推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7年螞蟻集團開源OceanBase分布式關系數據庫，其TPC-C基準測試性能打破了當時的世界紀錄。此后在2018年，騰訊開源了支撐微信業務的?TDSQL?分布式數據庫。這些開源項目不僅推動了國內金融、通信、云服務等領域的發展，更強化了全球范圍內的中國開源影響力。
在云計算之后，AI是新的主角。而最先探索AI方向的互聯網巨頭，為這個階段中國AI基礎軟件的開源做出了極大貢獻。其中最典型的，毫無疑問是百度在2016年開源的PaddlePaddle（飛槳），這是國內首個開源的產業級深度學習框架，填補了中國面對TensorFlow、Python等框架競爭中的產業空白。直到今天，我們所遇到的中小AI開發者團隊也大多在使用飛槳，可見由其所構建的開發者生態影響廣泛。
云與AI的潮汐涌來，讓那些手握巨量技術資源的互聯網公司參與到了中國開源事業的發展進程里。但在這個階段，各個公司的生態封閉性與競爭性，導致了這些開源項目更多是依附于企業生態，并沒有形成開放、統一、具有國家戰略意義的整體性開源生態。開源似乎只是互聯網繁榮的錦上添花。企業選擇的開源路線也是為其本身戰略服務。對開源操作系統等更為基礎，但缺乏商業價值的領域卻鮮有問津。
這時沒有人會想到，繁花是頂不住風雨沖刷的。
在漫長的科技全球化季節里，我們都認為開源軟件是難得的免費午餐。直到某一天，我們會發現原來免費確實是最昂貴的。
2018年10月，美國國防部發布了一份名為《彈性供應鏈安全》的報告。這份報告的特殊之處在于，其著重強調了開源軟件的供應鏈安全與漏洞修補，被廣泛看作是美國將開源軟件納入科技博弈籌碼的開端。
2020年，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發布了《打破信任：不安全的軟件供應鏈中的危機陰影》，首次將軟件供應鏈定義為“國家安全政策制定中尚未被重視的重要領域”。報告中重點提到了保護美國的開源軟件庫。言下之意就是，美國已經將令科技對手無法獲得開源軟件視作一種戰略手段。這種鐵幕手段后續不斷落實，比如在2022年俄羅斯大批企業與個人開發者的GitHub賬戶被封，讓全世界徹底意識到了開源不等于可以永續獲取。而一旦依賴競爭對手的開源軟件庫，鐵幕降下后的打擊可能是毀滅性的。
在這期間，中美之間發生了廣為人知的中興與華為被制裁事件，其后大批中國企業被列入所謂的實體清單。雖然中國企業的開源軟件獲取通道沒有直接被切斷，比如華為無法繼續使用安卓操作系統的關鍵在于無法獲取谷歌的GMS。但這個時期的種種現象已經表明，軟件開源的全球化花園只是美好幻想，我們必須做好重做一切基礎軟件的準備。
其實在此之前的二十余年里，關于開源軟件是否值得信賴始終都存在爭議。依靠全球開源生態意味著更強的國際化能力，更低的成本，這些價值對于發展初期的中國軟件產業來說至關重要。而重新做一套軟件底座與開源生態雖然有著戰略安全上的意義，卻在商業層面極難成功，屢屢碰壁。
但此時，中國已經沒有了其他選擇。
2020年，工信部指導成立?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統籌OpenHarmony、歐拉等國家級開源項目?。以中國為主的全球開源第二選擇，正式被提上日程。
在強調科技自立自強的新階段中，中國軟件開源最具代表性的事業毫無疑問是鴻蒙。客觀來說，開源鴻蒙的產生和壯大深刻改變了中國軟件開源的產業邏輯與文化氛圍。“開源”從一個科技行業內的詞匯，一躍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點話題。記得一些并不從事科技行業的朋友，在看到開源鴻蒙的新聞之后都會主動問我，什么是開源？為什么企業要捐獻源代碼？
2019年8月，在美國宣布制裁華為的三個月后，已經確認無法繼續使用安卓操作系統的華為，決定重起爐灶，正式發布了HarmonyOS 1.0。這個決定在當時并不被輿論看好，因為中國企業做操作系統可謂屢戰屢敗，幾無勝績。
所謂“系統好做，生態難成”。華為想要壯大鴻蒙生態的關鍵一步，就是將其推向類似于安卓的開源生態。于是在2020年9月?，華為將HarmonyOS基礎能力捐贈至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開源項目命名為?OpenAtom OpenHarmony?，確立輕量系統、小型系統、標準系統三位一體架構。由此開始，鴻蒙分布式軟總線的技術特性開始與開源操作系統、行業智能化需求，以及宏觀層面的科技自立自強趨勢緊密結合。新舉國體制在重大科技領域的第一戰，就由在狂風中生長的鴻蒙開始。礦山、港口、隧道、燃氣、運營商等領域陸續出現以開源鴻蒙為底座的智能化方案，層出不窮的“某鴻”成為中國智能化進程中一道獨特的景觀。
頂著巨大爭議，肩負著重大任務，到2025年開源鴻蒙經歷了10次大版本迭代，擁有超過9700名核心貢獻者，產出1.3億行代碼，500余家企業的1400余款產品通過兼容性測評。至少現在很難有人說，鴻蒙事業還有失敗的可能。
鴻蒙帶給中國開源生態最寶貴的東西，其實是信心。以往軟件行業會認為開源業務就是把免費軟件封裝成商業版，做點小打小鬧的生意，賺點酒桌上拼來的訂單。但鴻蒙的成功，卻讓大家看到中國開源這件事不僅有希望，還能帶來極大的自豪感和滿足。由此開始，大批企業和人才開始涌入中國開源生態。開源事業在中國科技產業中的定位得到了一種根本性調整。
2025開放原子開發者大會，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宣布開源鴻蒙成為首批畢業項目。
中國開源生態真的已經徹底建成，前路一片坦蕩了嗎？答案可能依舊在風中。
如果說開源操作系統是中國科技體系內部的“重新打鼓另開張”，那么中國軟件開源的另一面則是積極走出去。這條路上的代表是開源大模型。
在歐美科技巨頭更加看重閉源模式的當口，阿里的通義、字節跳動的豆包等大模型已經紛紛走上了開源之路。并且很多AI公司會選擇在全球市場同步，甚至率先發布自己的開源大模型，在GitHub社區等開源平臺爭取更高的活躍度與共享度。
中國開源大模型與全球同場競技的玩法，開始逐漸凝結成了中國AI與中國軟件的全球影響力。其中最成功的案例，應該是?DeepSeek在開源后顯示出了極低的訓練成本，引起了世界范圍的轟動。隨后，DeepSeek-R1開啟的MoE架構成為被廣泛認可和接受的技術范式，直接開啟了2025年全球AI產業的風向。
DeepSeek在海外社區的成功，或許可以看作是中國開源技術標準向外輸出的一個關鍵節點。隨后更多的中國科技企業效仿其做法，堅持全開源策略與全球化輸出同步進行的發布模式。反而在這個AI競賽的關鍵階段，更多美國科技企業轉向了閉源、收費、多版本的保守態勢。并且在DeepSeek最為火爆的階段，眾多歐美國家相繼以“國家安全”或“數據隱私風險”為由禁止使用DeepSeek。
中國大模型開源開放，美國大模型閉源保守。這個多少有點“倒反天罡”的局面，或許能夠解讀出更多饒有趣味的信號。
在宮敏博士將幾十G“自由軟件”代碼帶回中國的三十年后，軟件開源開始確定性地上升為國家戰略。
《“十四五”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發展規劃》中提出，中國要建設2～3個國際影響力的開源社區。目前，中國開源開發者數量位居全球第二；華為、阿里等企業在Apache、LF AI基金會中主導15%的核心項目?；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推動?了一批國家級開源項目的建設，搭建了較為完整的跨企業技術標準與合規體系。
與此同時，中國軟件開源也正成為全球的第二個選擇。開放原子開源基金會設立的專項孵化基金，已經支持東南亞、非洲等地區的數千個項目。同時中國開源生態也在幫助海外企業與開發者走入中國市場。GitHub社區副總裁Stormy Peters曾經說，中國擁有一個充滿活力的開源軟件社區，匯聚了1100萬軟件開發者，他們站在開源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前沿。
為了走到今天所站的地方，中國試過很多條路，走了很久很久。
當然，中國的軟件開源事業依舊充滿著挑戰。比如真正具有全球化可能性的明星項目太少，只能說剛剛解決了有與無的問題；比如中國開源事業的安全合規工作任重道遠，依舊有大量陳舊、安全漏洞顯著的開源代碼正在運行，有待治理和優化；對于中國開發者而言，開源在很大程度來說依舊是一個遙遠的概念，相關機會與資源，會更多集中在頭部院校與大型科技企業當中，缺乏開源文化中應有的自由、平等，以及按貢獻分配機制。
但不管怎么說，中國軟件開源的生命力是真實可見的。我們共同經歷這項事業變化最為劇烈，成長最為迅速的一個階段。
軟件開源是一股洪流。曾經的我們是偶然發現了它，讓它帶我們到下一個目的地。
后來，洪流反噬而來，開始變成想讓我們停下腳步的阻力。
而現在，我就是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