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器物志》，徐風著，譯林出版社，2025年7月
徐風善寫器物，身在江南，以宜興紫砂為中心，用文字雕塑出一個器物的世界。他的器物書寫系列從早期《壺王》《壺道》《壺殤》起步，再到《布衣壺宗》《花非花》《做壺》，由紫砂壺逐漸深入到江南文化的深處。近年來，他的《江南繁荒錄》《包漿》將器物與江南深刻地牽連在一起，寫出了器物深處的心靈秘史與江南神韻。徐風書寫紫砂多年，變換多種文體，視角卻始終對準江南時光流轉中的器物，以及器物背后的文化與悲歡。《江南器物志》作為徐風的最新力作，將書寫的重心由紫砂擴展至江南諸器，通過名物考證和文學想象，在器物流轉與人事交織中，重新照見了江南意韻，并對當下社會與文化現實進行了深切思索。
江南在秦漢時期被稱為“江東”或“江左”。隋唐之后，江南地區富庶繁華，文學書寫逐漸增多。近代以來，江南文學書寫在郁達夫、朱自清、戴望舒、葉兆言、蘇童、格非等筆下不斷豐富，以新的時代精神賦予江南新的文化內涵。在層疊累積的文學寫作中，江南從一個地理空間被塑造為一整套文化意象。
文學想象和名物考證并舉，是徐風書寫江南的基本路徑。他以“器隱鎮”這一虛構場域為敘事核心，既給予文本必要的想象自由，從而實現藝術再造，又在細節上大量借助地方志、口述史與實地觀察的考證，使得虛構并不流于抽象或空泛，而是具備可驗證的物質感與歷史感。書中諸篇如《瓦片翻身記》《龍骨水車》《掃地成僧》《一品當朝鍋》等，通過對器物的制作工藝、使用觸感、傳承脈絡等細節的描寫，呈現時間與人際關系的疊加軌跡；這些文本細節不僅是敘事的美學資源，也是作者考證功夫的顯露。竹編考籃的編織技法，車水巷農具的名稱與使用語境，酒瓶、香煙、古畫在民俗語境中的變遷等，都被置于可讀且可考的語境中。這樣的寫作策略，有效避免了紀實文獻的枯燥與純文學虛構的輕薄。
徐風曾在《收獲》開設“江南器物”專欄
《江南器物志》中，器隱鎮成為典型化了的江南小鎮，雖不切實存在，但又處處映照著江南的影子。當讀者步入器隱鎮，便走進了“真江南”。該書的序篇如此描述道：“它坐落在太湖西岸。原住民們喜歡說這里最江南，日子慢吞吞，掙錢嘩啦啦。口音不硬不軟，菜肴不甜不咸，做事不急不躁。人情通透、世故練達，都似水磨粉團子，一口粘住牙，糯里帶點韌。米酒甜兮兮的，飯菜熱絡絡的。”讀者未及見器隱鎮之景，卻先聽見了器隱鎮之聲，在“慢吞吞”“嘩啦啦”“甜兮兮”“熱絡絡”所構成的“吳儂軟語”中，觀眾已然領略了江南風情。而后作者帶領觀眾從水路進鎮，乘著“兩頭尖翹，一丈余長，寬三尺，無篷有坐，艙板油亮”的“小劃子船”，在搖搖晃晃、彎彎曲曲的水道中，先后經歷了大人巷、學前巷、車水巷、伙頭巷、百搭巷、百工巷等，器隱鎮的地圖由此徐徐展開。大人巷威風，住著告老還鄉的徐閣老、當地大儒於千鶴，還有狀元周延儒、舉人湯效祖，二人都因科舉而“瓦片翻身”由雞籠巷搬入大人巷；車水巷繁忙，聚集著鎮郊的農戶、雜工、小販，精通農事、農諺的木匠鄭龍大即居住于此；百搭巷快活，古玩店和當鋪多聚于此，其中宏泰當鋪的大掌柜袁心舟尤以“一雙會看老物件的鷹眼”在此間混得風生水起……最終，徐風構建出了器隱鎮三街通九巷的空間坐標，更寫出了江南溫煦的風土情懷。
《江南器物志》的器物書寫，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博物志寫法，而是將博物館展柜里被凝視的“古物”重新交還給生活。《合歡桌》中，這張精美繁飾的楠木雕花桌子，由兩張榫卯結構的半圓桌拼合而成，丈夫在時即拼合在一起，象征圓圓滿滿，丈夫不在時僅留另一半于堂屋，客人來時即知男主人不在家，于是“幾句話說完，掉頭就走”。此后，合歡桌經歷被當、失蹤、追回等波折，找回此桌成為汪素娥證明自身貞潔的關鍵。《瓦片翻身記》中，作為湯效祖恩師與未來岳丈的顏文泰，他在湯效祖赴金陵參加鄉試前特意準備了“幾樣路上必備的器物”：折疊油燈、青云劍、硯臺與竹編考籃。油燈可夜讀照卷，長劍可防身辟邪，硯臺堪潤筆鋒，考籃則可收納文房，同時它們也表明一種檔次與身價，為湯效祖添一份雍容恬淡的氣度。在湯效祖中舉后，這四件器物隨即成為師門情誼與人生期望的見證。在《得義樓》中，毛無忌家道中落，臨終仍念及分家所得供春壺。此壺為紫砂鼻祖供春親制，乃其最后資產。偶然間，毛無忌與得義樓老板錢逢時相識，二人相約：以壺抵茶資，日來啜茶，壺由店主保管把玩，惟不售不贈。此后，毛無忌常來茶館飲茶，飲畢即去，錢逢時則以此壺招徠顧客，生意興隆。后毛無忌忽然病逝，錢逢時仍舊守約，將供春壺密藏于柜坊。半年后，毛無忌弟弟以毛無忌往日喝茶常用的唐盞為證，要求依舊如兄長此前一般來茶館飲茶，并不索壺。錢逢時見此潸然淚下，引之入柜坊，還壺共悼。當這些“古物”跌回灶間、書案與茶館，恢復其曾被手溫捂熱、被油燈照亮、被茶湯浸漬的日常身份，它們的骨氣與靈光才得以彰顯。
《江南器物志》中的江南，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江南水鄉，更是中國人共同的精神原鄉。徐風希望用文字搭建與還原出一座煙火漫卷的江南古鎮，以呈現它氣象萬千的日常肌理。但在書寫江南的過程中，他也發現：科舉、稼穡、節慶、風俗、嫁娶、庭院、舟車、服飾……都是中國文化語境里永不破敗的肉身；俗世生活中的菜單、食譜、藥方、茶道、風水、方術、古玩、字畫，亦是中國古人精魂里不可磨滅的諸般星宿。《瓦片翻身記》濃縮了中國人關于考學的生命體驗：湯效祖的鄉試被全家人寄予厚望，在母親的嚴厲要求、岳父的殷殷囑托、未婚妻的體貼關心下，最終有驚無險順利中舉。《龍骨水車》寫出了中國人與土地的緊密聯結：鄭龍大與土地聯系密切，他感知節氣變化并吆喝著不同的農諺，在聲聲吆喝中度過了數十個寒來暑往，最終九十九歲高齡死在了自己所熱愛的土地上。《雀仙橋》寫出了中國人的團結精神與對中藥的集體記憶：許吉安懸壺濟世，在瘟疫中為鎮民熬藥提神，草藥的氤氳氣息在器隱鎮的各條巷子里游弋，這些入口清苦澀嘴的中藥最終幫助許多人扛過了這場瘟疫。這些故事之所以動人，正在于它們不僅屬于器隱鎮，也屬于每一個曾被相似經驗浸潤的中國人。
《江南器物志》中的器物書寫，是對江南往昔生活方式的懷舊回溯，更是一種面向當下的文化反思。徐風筆下的器物，既承載了江南的溫潤氣息，也暗含了對當下消費主義的溫和抵抗：它提醒我們，真正的生活并非建立在占有之上，而在于體察、珍惜與共處。當他將寫作比作“一場慢戲”，那種不疾不徐、以匠心對抗浮躁的姿態，恰恰為當代生活提供了一種精神上的松弛與秩序感。在回望傳統的同時，徐風用文字為我們指向了另一種現代性——一種由器物與人心共同鍛造、在日常生活中重拾尊嚴與溫度的生活方式。
綜觀徐風的寫作脈絡，《江南器物志》既是其“器物書寫”的一次集大成，也是當代“江南書寫”的一次重要嘗試。在當代“江南書寫”的語境中，該作品以器物為切口、以生活為經緯，為傳統題材注入了新的敘事活力與思想深度。可以說，它以其兼具文學溫度與文化厚度的筆法，為“如何書寫江南”這一持續的文學命題，提供了新的敘事路徑與美學范式。
（作者張娟系東南大學教授、陳能泳系東南大學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載于《文藝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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