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哲
周恩來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杰出楷模，他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人類進步事業(yè)而奮斗的光輝一生中展現(xiàn)出來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偉大風范，感召和哺育著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產(chǎn)黨人。周恩來不僅為黨、人民、國家和人民軍隊建立了卓著功勛，還在黨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論與應用上頗有建樹。特別是在他針對不同對象從事思想政治工作時所展現(xiàn)出來的極具感染力和影響力的工作藝術，為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一、剛柔并濟
要使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取得成效，既要有堅持原則“剛”的一面，又要有靈活變通“柔”的一面，原則性往往須通過靈活性才能真正體現(xiàn)出來。只有當原則性和靈活性相互結合、相互補充時，才能相輔相承、相得益彰。周恩來是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結合得“天衣無縫”的高手。他的原則性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執(zhí)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始終把黨、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對原則性問題斬釘截鐵、寸步不讓。他的靈活性就是始終遵循馬克思主義辯證法，針對不同條件、不同場合、不同對象，采取靈活的策略和多樣的方法來實現(xiàn)目的。周恩來說，“一個原則、真理、政策在實際中實施，是要費很大的力量，做許多的具體工作的。”“我們要堅持原則，但方法要機動靈活，以求達到成功。”
作為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周恩來在外交活動中以其高超的藝術和非凡的魅力，把他對堅持原則和靈活變通的深刻認識展現(xiàn)得淋漓盡致。1954年日內(nèi)瓦會議，新中國首次以五大國之一的身份亮相國際舞臺。彼時，朝鮮停戰(zhàn)協(xié)議剛簽訂不久，美國在會上對新中國持極不友好甚至敵視的態(tài)度。周恩來堅持原則，堅定維護國家利益，在臺前幕后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堅決斗爭。同時，他也適時展現(xiàn)出堅定原則性之外的相當靈活性，如表示暫緩解決朝鮮問題，推動越南（印度支那）問題解決，在花山別墅組織“會外”活動、放映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等，通過多方奔走，廣交朋友，極大地推動了會議的進展和形勢的發(fā)展，使初登世界舞臺的新中國擴大了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在中國外交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求同存異
求同存異是周恩來在1955年亞非萬隆會議上提出來的，吸收和借鑒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和而不同”的思想，貫穿著辯證思維方法的豐富內(nèi)涵。萬隆會議召開之際正值冷戰(zhàn)高潮，周恩來在會上關于“求同存異”的即席發(fā)言振聾發(fā)聵，一舉扭轉了國際社會對新中國的偏見，贏得了各方的尊敬和贊同，讓處境艱難的新中國不僅成功打破外交僵局，也讓倡導“團結、友誼、合作”的萬隆精神成為普遍共識。
周恩來一生堅定社會主義和共產(chǎn)主義信念不動搖，他說，“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要以誓死不變的精神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到底。”“我認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要為他宣傳奔走。”無論經(jīng)歷什么樣的艱難困苦，無論受到多么大的榮辱毀譽，周恩來畢生對黨和人民無限忠誠、矢志不渝。
◆1941年，周恩來和董必武、鄧穎超等在重慶紅巖村和司徒美堂（左三）、黃興夫人徐宗漢（右二）合影。
全民族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初期，周恩來長期戰(zhàn)斗在重慶和南京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在極端險惡的環(huán)境中，他堅定自若，無所畏懼，不僅領導黨在整個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工作，應對種種可以預見或難以預見的突發(fā)事件，還特別重視利用各種不同的時機與場合，廣泛團結和爭取各界愛國人士，使對方了解共產(chǎn)黨的立場，加深對共產(chǎn)黨的認識，取得他們的信任和合作。周恩來說，“只要各個階級存在，他們的不同立場就會存在。”“有不同的意見的人跟我們來討論、爭論，真理才能愈辯愈明。”“正確的意見常常是要經(jīng)過許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勝利，為大家所接受。”周恩來創(chuàng)造性地開展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發(fā)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和打擊頑固勢力，為黨贏得了廣泛人心，極大地擴大了黨的影響力和凝聚力。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在領導人民政協(xié)工作中繼續(xù)貫徹求同存異的思想，他認為同黨外人士合作，既要保持中國共產(chǎn)黨的原則性，又不能損害黨外人士所代表的政治團體的特殊利益，只要彼此在原則性問題上有共同點，其他方面存在些許差異是允許的。差異的存在不僅不是政協(xié)的缺憾，恰恰是政協(xié)的優(yōu)勢。
三、群眾路線
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長、發(fā)展和壯大離不開廣大人民群眾的堅定擁護與廣泛支持。周恩來對人民群眾有著強烈深沉的愛，他是密切聯(lián)系群眾，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光輝典范。他認為要想領導群眾，教育群眾，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就要利用一切機會深入群眾，接觸群眾，誠懇地向群眾學習，傾聽群眾的意見，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代表群眾的要求，幫助他們在紛繁復雜的社會環(huán)境中明辨是非，把握正確的政治立場。周恩來說，“領導者本身知識還不完全， 經(jīng)驗還不夠，領導地位并不能使你得到知識和經(jīng)驗，所以面向群眾，汲取群眾經(jīng)驗，十分必要。”他還說，“要了解真實情況，就要與老百姓平等相待。”“不能由少數(shù)人強制解決，致犯命令主義的錯誤。”周恩來時刻急人民群眾之所急，憂人民群眾之所憂，總是第一時間出現(xiàn)在人民最困難的地方、群眾最需要的時刻，體驗生活，體察疾苦，堅決反對高居于群眾之上的官僚主義，指責這種“高高在上，孤陋寡聞，不了解下情，不調(diào)查研究，不抓具體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惡劣行徑，“一旦發(fā)號施令，必將誤國誤民”。
周恩來平易近人，平等待人，真誠同社會各界人士廣泛交往，從不以領導者自居，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總服務員”，只要是關系群眾安危冷暖的事，他總是關懷備至、體貼入微。他說，“我們每一個領導干部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以平等態(tài)度待人；要反對特殊化作風，恢復和發(fā)揚艱苦奮斗的革命傳統(tǒng)，當好人民的勤務員，樹立新風氣。”周恩來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重要領導職務，但他嚴于律己甚至到了苛求的地步，從不搞特殊化，但凡要求黨員和群眾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說，“改變干部的作風首先要改變領導干部的作風；改變領導干部的作風首先從我們這幾個人做起。”
四、以理服人
思想政治工作的關鍵在于理論掌握群眾，使理論轉化為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的思想武器，轉變成群眾社會實踐的物質(zhì)力量。馬克思深刻指出，“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周恩來也提出，“要想把領導者的覺悟、領導者的智慧變成群眾的力量，需要經(jīng)過教育的過程，說服的過程。”“正確的意見不為大家所接受的時候，怎么辦？就要等待，就要說服。”“領導群眾的基本方法是說服，決不是命令。”周恩來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簡單的我“說”你“服”，不是靠強制、壓服的方法，更不是靠簡單粗暴甚至斗爭的方式來達到目的，而是充分地尊重人、真誠地對待人、熱情地關心人，按照人的心理和思想發(fā)展規(guī)律，通過耐心細致地說服教育，把理講到群眾的心坎上，使群眾真正從思想上提高認識、影響行為，這樣才能使理論說服群眾、掌握群眾。
◆1959年1月，周恩來同在農(nóng)村鍛煉的大學生座談。
在實施一定的方針、政策和決定的過程中，周恩來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反復倡導要“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他說，“各人所處的環(huán)境總有局限性，要從多方面觀察問題；一個人的認識總是有限的，要多聽不同的意見，這樣才利于綜合。”“單靠多讀幾本馬列主義的書是不行的，問題在于實踐。”思想政治工作之所以在某些時候虛化弱化、甚至淪為“空談”，很多情況下并不是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存在問題，“而是由于政治工作人員沒有實行真正的革命的政治工作”。周恩來堅持用革命的真理去教育群眾、武裝群眾，使真理在群眾中扎根，做到因人施教，因時施教，因事施教。
五、人格感召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周恩來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深情地說，“周恩來，這是一個光榮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當我們提起這個名字就感到很溫暖、很自豪。”“周恩來同志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一顆璀璨巨星，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的一面不朽旗幟。”周恩來之所以受到億萬中國人民由衷的愛戴，并且對他有強烈的親近感，是因為他品德高尚、作風正派、言行一致、身體力行，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畢生精力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偉大人格和崇高風范豐碑似地屹立在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已經(jīng)成為推進我們黨和國家事業(yè)發(fā)展的一種巨大精神力量。
思想政治工作本質(zhì)上是做人的工作，實現(xiàn)這個目標既需要理論的教育，也需要人格的影響，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后者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深刻長遠的。馬克思指出，“如果你想感化別人，那你就必須是一個實際上能鼓舞和推動別人前進的人。”思想政治工作重視情感藝術，重視情感感化，是因為通過教育主體自身形象的感染和行為的影響，能潤物無聲地激發(fā)教育客體感情的共鳴，達到情通理達的目的。所謂“打鐵還需自身硬”，教育主體的素質(zhì)越高，就越能準確把握和代表社會要求，承擔起輸送社會要求的神圣職責并取得實效。周恩來特別重視“言傳身教”，他說，“領導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切勿輕視自己的作用和影響，要戒慎恐懼地工作。”
六、反躬自省
批評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與手段。批評是為了提高認識，增進了解，改進工作。周恩來在做思想政治工作中，善于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式，把解決思想問題與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起來，從而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他批評人的時候會考慮不同人和事的實際情況，從關心愛護的角度出發(fā)，給予對方精神上的理解支持，坦誠客觀地指出問題，設身處地地幫助對方分析原因，共同尋求解決辦法，使被批評者心悅誠服。批評的出發(fā)點不同，其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周恩來說，“犯了錯誤，不要當作包袱，要把它丟開。丟開了還不算，還應該公之于眾，作自我批評。這不僅可以教育自己，同時也能幫助別人少犯這樣的錯誤。”
周恩來認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思想改造的最好方式。”“領導者要有自我批評的精神。”周恩來做自我批評，總是嚴于責己，很少強調(diào)客觀原因。他從自己的思想上進行剖析，虛心接受批評，主動承擔責任，從不諉過于人。他的自我批評，要么是為解決問題而自覺進行，要么是為了警醒他人以身示范。周恩來說，“對自己應該自勉自勵，應該嚴一點，對人家應該寬一點，‘嚴以律己，寬以待人’。”“一個人站在領導地位，不虛心，不平易近人，自以為了不起、什么都懂，只要有這種思想并且在作風中表現(xiàn)出來，就危險了。”周恩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從不高談闊論、泛泛而談，講一些空理論、大道理，而是力求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來換取他人的一言一行。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一種無言的教育，其影響尤為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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