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抽屜不上鎖，卻比任何一把黃銅鎖都更難打開。那是書房里最沉默的存在，像一口時間的深井，投不進多少天光。十五歲那年的盛夏，我第一次企圖闖入——趁著他午睡的間隙，指尖剛觸到冰涼的銅環，便聽見身后輕咳：“里面沒什么好看的。”聲音里沒有責備，卻有一種不容涉足的疏離。抽屜在我心中，從此成了一塊禁地。
高考結束那夜，我帶著一種近乎挑釁的勇氣，再次站在它面前。父親沒有阻攔，只是默默走開。我拉開抽屜，沒有預想中的秘密文件或舊日情書，只有一疊疊厚得驚人的紙。我抽出一沓——是剪紙。繁復到令人目眩的圖案：糾纏的藤蔓，怒放的牡丹，還有無數我叫不出名字的奇花異草。紙頁泛黃發脆，邊緣卻光滑如撫摸過千百次的舊絲綢。它們被壓得極平整，像沉睡的、紙做的蝴蝶。我愣住了，這與我少年時想象中父親的世界——由賬本、圖紙和沉默構成的實用主義世界——格格不入。
“這都是你奶奶剪的。”父親的聲音忽然在身后響起，平靜得像在說別人的事，“她走后，就只剩下這些了。”
那天下午，陽光第一次慷慨地涌入書房。父親在我身旁坐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講述那些剪紙的去處。他告訴我，每一幅花樣，都對應著家里一件早已消失的舊物。
他抽出一張極盡繁復的“喜鵲登梅”，紙的背面，用極細的鉛筆寫著：“民國三十七年臘月，母親嫁衣紋樣。衣為蘇杭紅緞，已于七六年霉壞。”
又拿起一幅玲瓏的“五蝠捧壽”：“此為曾祖母親用帳鉤墜花，銀質，五三年獻與國家。”
他一張張地翻找，枯瘦的手指在紙頁間溫柔地穿行，仿佛怕驚擾了誰的安眠。“這是老宅窗欞上的冰裂紋……這是你太爺爺煙袋荷包上的云頭紋……這是祠堂供桌圍幔的八寶紋，那幔子，破四舊時燒了。”
他的語調平緩，沒有悲傷，只有一種考古學家般的精確。我的目光卻無法從那些“物證”上移開——在“樟木箱面嵌螺鈿紋樣”旁，他用小楷注明：“箱體完好，螺鈿于動亂中被悉數刮去，留白痕如地圖。”
我終于明白，他繼承并延續的，是怎樣一項孤獨而浩大的工程：以剪刀和紅紙為墓碑，為所有湮滅于時光與劫難中的家族記憶，舉行一場場安靜、體面、永不終結的葬禮。他無法阻止它們的離去，便選擇以最極致的美，為它們的形貌留下最莊嚴的拓片。
我拿起最底下的一張。那只是一只極其簡單的蝴蝶，線條甚至有些笨拙，與上面那些鬼斧神工的技藝相比，稚嫩得像孩童的涂鴉。紙是簇新的，背面沒有注解。
父親的目光落在那蝴蝶上，整個人忽然柔軟下來，像被午后的陽光曬透了。“這張，”他頓了頓，“是你小時候，第一回抓起剪刀，在紙上啃出來的模樣。你媽當時還笑，說像片破葉子。”
我怔怔地看著那只歪斜的蝴蝶，它那么輕，卻又那么重。原來，這抽屜里最珍貴的，并非那些為消逝的華美所立的豐碑，而是為一段正在生長的、平凡而毛糙的當下，所悄悄預留的位置。
上大學離家前的晚上，我將一方疊好的手帕放進那只抽屜。帕子一角，用蹩腳的針腳繡著一朵小小的、不成形的梅花。我沒有寫任何注解。
我知道父親會懂。這抽屜早已不是時間的墳墓。它是我們共有的、一部無言的契約，一場靜默的交接。從此以后，那些需要被記住的光的形狀、愛的溫度，都將以這種方式，在我們之間，獲得比物質更恒久的存續。記憶的傳承，原來不需要博物館的穹頂，只需一個不上鎖的抽屜，和兩代人心照不宣的、溫柔的堅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