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士大夫的精神譜系中，范仲淹具有標桿性和原發性。
他提出的“進亦憂，退亦憂”，早已超越時代局限，成為中國人公義精神的象征。
但鮮有人系統審視，這份“憂樂天下”的公心，并非憑空而生。它扎根于范仲淹對親人的孝悌之責，生長于他對范氏親族的庇佑之舉，最終又在儒家思想的引導下，鍛造為對家國百姓的忠忱擔當。
這，就是現在我們稱范仲淹為“古今第一完人也”的根本理由。
不過，他是人不是神，所做的這一切并非“高不可攀”，而是腳踩泥土，從人之為人的基本倫理開始做起，由下及上逐漸攀高，日積月累、點滴呈現，最終在平凡的舉動之中展現出一個士大夫、一個人所能達到的精神極致。
這種倫理體系和生命實踐，到今天仍具有巨大的價值和意義。
特別是“濟族之善”，當市場經濟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試圖將“睦族共濟”的傳統倫理價值觀瓦解掉時，范仲淹用“義田制”（或“義莊制”）的方式幫扶貧弱族人、共護家族聲譽的做法，就越發顯得彌足珍貴，具有制度性的啟發作用。
我們常說范仲淹的“義田制”是中國式信托基金或公益體制建設的先聲，這話說的有點牽強。不過，認真考究起來，其中某些規制以及這些規制所反映的文化精神，卻是古今相傳相承相通。
1
“吳中宗族甚眾，于吾固有親疏，然以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茍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
這是范仲淹寫在《告諸子及弟侄》一文中的話。史志或文獻中，并沒有對這封家信的寫作時間有確切記載，但我想，它一定發生在朝廷內外毀謗新政、范仲淹請求外出巡守，直至仁宗任命他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和鄧州這段時間。
此時的范仲淹，年齡接近花甲，多年的朝政紛爭，讓他感到了老之將至，內心已有強烈的退意——實際上，隨著他和富弼等股肱大臣的離京，歷時一年有余的慶歷新政正在逐漸被廢止之中。
退，退到哪里去？他想到了吳中老家，想到了范氏宗族。他采取的具體行動是，“于姑蘇近郊買良田數千畝，為義莊，以養群從之貧者”（北宋王辟之、歐陽修合編《澠水燕談錄》）。
具體情形，其子范純仁在《續義莊規矩》一文中有過描述：“父范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于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余頃。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
買田的錢，來自范仲淹平時積攢的俸祿。
同朝稍后的錢公輔寫《義田記》，是當時傳頌的名文，其中寫道，“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于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于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后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
具體怎么以地租收入“養濟群族之人”？范純仁《續義莊規矩》將其列為數十條，主要包括衣食、婚喪、科舉等七大項，錢公輔概括為：
“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兇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共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余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
這里明確指出，家族內“親而貧，疏而賢者”為義莊施濟對象，后來又拓展為外姓貧困者，而那些已經入仕做官的、家庭富裕的，并不在其列。
說起來，范仲淹“貧終其身”，卻甘愿“施貧活族”，或許有一個深層次的心理原因，那就是獲得吳中范氏宗族的真正承認和接納。《宋史?范仲淹傳》說他“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
認祖歸宗，這在古代，是大事，幾乎成為范仲淹前半生最深的痛。
2
但若僅從這個角度解釋范仲淹的行為，又未免狹隘了一些。
因為，縱觀其一生，“齊家”“濟族”和“忠國”（孝順母親、培育子女的“齊家之基”，建義莊、定族規、扶危濟貧的“濟族之善”，鞠躬盡瘁、憂國憂民的“忠國之任”），這三個從“小我”到“大我”的倫理實踐，層層遞進、逐次疊加，由小到大、從內到外，推己及人、由親到疏，構成了范仲淹完整的精神世界。
傳統儒家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點抽象，放到范仲淹這里，就顯得比較具體了。
“齊家”自不用說。范仲淹上對寡母的至孝，從他歿后陪著母親葬于萬安山下，就已展現得淋漓盡致；下對子孫的“德”“儉”“廉”教育，形成傳之久遠的家風，僅宋、明、清就各出進士22人、30人、14人，其中有許多像他的次子范純仁那樣官至宰執。
“濟族”的典型做法，就是舉辦義莊。可以看出，這是范仲淹作為一介為傳統禮教所“化”的書生，對儒家經典思想的身體力行。孟子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錢公輔據此稱贊春秋時的晏子，說他“仁有等級”，也即“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遠之賢”，進而，他又夸范仲淹舉辦義田的做法，“賢于平仲（晏子）”“規模遠舉又疑過之”。
這的確是那個農耕時代前所未有的創舉。因為宋代之前雖有宗族幫扶行為，但多顯得零零散散，沒有成文的制度性約定，沒有產生供養的資產，沒有實現專業性、團隊化管理。
范仲淹卻率先垂范、以身作則，以自家累年積攢的俸祿購買田產，以此形成宗族共有資產，輔以極為詳細、公平的解危濟貧的管理舉措，打破了同時代“富者自富、貧者自貧”的宗族離散局面，為傳統農業社會打下了皇權不下縣、民間宗法自治的社會基礎，帶動了當時江南地區眾多宗族凝聚力的提升。
一個明顯的跡象是，自范仲淹始，北宋士大夫紛紛效仿，在各地建立家族義莊、義田、義學，其中比較典型的有范仲淹的好友吳奎、韓琦各自在老家蘇州、相州（今安陽）建立的吳氏義莊、韓氏義莊等，“以田養莊、以莊濟族、以學興族”。
100多年后的南宋，一幫士紳還在四明（現寧波）捐獻田畝設立四明鄉曲義田，此義田，據稱專為士大夫、官員們而設，目的是“以勸廉恥”。宋代社會保障體系較簡，義莊聚焦家族內老弱貧殘，填補了官方救助的空白，尤其在蘇州及周邊地區，大量族人因義莊擺脫溫飽困境，減少了因貧困導致的流民問題，一定程度上維護了地方穩定。
后來的明清各朝，江南各地大宗族更是廣施此項善舉，讓范氏義莊模式得到繼承并優化。其中，有的義莊增加職業性幫扶舉措，以義田收益設立專項基金，資助貧困族人從事手工業、商業等謀生性職業；有的義莊為族中子弟提供科舉考試的專項資助和教育資源；有的義莊以上等良田為基礎建立義倉，用于賑災和救荒。
清代思想家魏源寫《廬江章氏義莊記》，其中有“義莊舉而以田之所入，給族之所聚，冠婚喪葬有助，鰥寡孤獨有養，少者有所資而易為學，壯者有所藉而易為家。使吾宗子宗孫得之多而不為厚，族子族孫得之寡而不為薄”等語，可視為對這種盛況的佐證。
而位于蘇州的范氏義莊，南宋時雖因宋金戰爭遭致撂荒，但很快被范仲淹五世孫范之柔整頓恢復。元明清時又經范允臨、范瑤等范氏后人捐助田產，至清末已累有田地5300多畝，延續期長達900多年，被稱為中國歷史上存續時間最長的家族慈善機構，也被當作中國式家族信托制度的淵源和前身。
當然，義莊建起來容易，靠熱情，靠投入，但維護管理起來卻很難，必須靠責任、靠制度，還有就是懷著對先祖仁義之風的景仰。
范純仁在開封府襄邑縣（今睢縣）任職時，就曾上書，“今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敕條，本家難為伸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子孫饑寒無依”。這是范氏后人最早的對義莊進行維護的訴求，可見已經牽涉到地方律令的配套設置。
客觀而言，范仲淹的聲望為義莊贏得了千年支持，但后世子孫卻未能完全延續其精神。
南宋到元，范氏族人數量激增，田產分配壓力劇增，部分族人濫用救濟資源，出現私賣義田的現象；到了明清，有些族人因科舉失利、仕途受阻，逐漸將義莊視為經濟來源而非慈善工具，甚至出現以義莊田產抵押借貸的現象。至近代，傳統儒家倫理解體，義莊的道德合法性基礎也隨著瓦解，最終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封建宗族的批判聲中走向終結。
這就讓人很是感到遺憾了。
根據儒家“仁者愛人”學說，費孝通先生提出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是以血緣為基礎，由近及遠、由內而外、由親人到陌生人漸次構建起來的。不過，近代社會百年變局中，中國社會結構受在現代市場經濟和文明浪潮的沖擊，已經由熟人社會過渡到陌生人社會。
我身邊的一位師長汪振軍就認為，在這樣的社會中，公平、公正、公道才是最重要的，而傳統仁愛則容易陷入無原則的愛、無差別的愛，容易造成對他人的不公正、不平等、不公道。
正因如此，立足當下，人們更傾向認為建立全方位的以動員社會力量為參與主體的社會保障制度，才是最根本且最重要的。
3
不錯，天下大勢，浩浩湯湯，對此我們毫無疑義。
但是，當我們聯系到中國社會的底層倫理體系還保持著傳統文化“仁義禮智信”的基本內核，聯系到東亞社會的族親認同意識仍然根深蒂固，聯系到當今中國底層社會的倫理道德秩序和保障體系還需要有更多力量參與，我們就會明白，范仲淹式的的倫理思想與義莊義田制，如今仍具有積極意義和強大的適配性。
具體說，就是以“小共同體責任”撬動“社會共濟”，鼓勵社會成員的公共行為由“先親后族”的私德領域向“憂樂國家”的公德領域層層延伸。
——“親人”，對應現代家庭責任，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與重視家庭、贍養老人的現代價值觀完全契合；
——“親族”，具體延伸為對社區、對社群的責任，比如鄰里互助、社區公益、社區養老，等等，本質是小型共同體共濟互助的當代形態。
——“憂樂國家”，直接對應公民意識與社會責任，從古代士大夫的“忠君報國”轉化為現代公民對公共事務、國家發展的主動關切。
可以看出，這里并不存在嚴格的先后排序或責任割裂，而是由近及遠、由小及大的責任傳導鏈，與現代社會倡導的“個人-家庭-社區-國家”責任體系高度同構。“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
何況，如前所述，義莊義田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宗族慈善形態，目前已演化出制度化共濟的多種現代形態：
家族信托、企業年金、公益基金會，本質都是用固定資產、資金的收益，為特定群體（如員工、家族成員、社會弱勢群體等）提供長期保障，與義莊“以田養族”的邏輯完全一致；眾多社區公益基金、企業社會責任（CSR）項目、鄉村振興中的集體經濟幫扶等，都是“小范圍共濟”擴大為“社會化幫扶”的體現。
甚至于，我們身邊胖東來的員工福利體系、河南礦山起重孝道文化激勵機制、牧原股份的鄉村扶貧項目，等等，也都展現出現代義莊的責任底色。
當今社會差序格局的變化，帶來了個人脫離傳統生活共同體的“原子化現象”。而范仲淹“先親后族”的倫理邏輯，恰恰成為對這一切的反向牽制。
它提醒我們，一個現代公民的社會責任感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從對身邊人的關懷逐步擴展的。試想，一個連家庭責任都漠視的人，很難具有真正的家國情懷，即使有，也是抽象的、無根的。這，其實為現代公民道德建設提供了路徑參考。
同樣，義莊、義田的制度化共濟實踐，又恰恰能夠形成可傳承、可復制的社會長效保障體系，避免慈善行為淪為臨時的、零散的個人善舉，而這，很顯然又成為現代慈善事業的核心訴求。
范仲淹在《六十一字族規》中說，“家族之中，不論親疏，當念同宗共祖，一脈相傳，務要和睦相處，不許相殘、相妒、相爭、相奪，凡遇吉兇諸事，皆當相助、相扶，庶幾和氣致祥，永遠吾族家人熾昌般”；明代王陽明在《南贛鄉約》中告誡“鄉鄰相恤”；清代曾國藩通過《曾氏家訓》訓示“兄弟和睦”，這些看似很土的“鄉規民約”，本質上都是“宗族和則鄉鄰和”倫理思想在歷史當中的一脈相傳。
改革開放這么多年以來，我們身邊出現了許多先富起來的群體，他們可能是我們的親戚、朋友或鄰里，可能是遙遠的陌生人，現在他們所面臨的一個情況是，如何合理分配并安排自身的財富，如何在追求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情況下構建良好利益相關者關系并履行自身社會責任。
范仲淹倡導并身體力行的“齊家”“濟族”和“忠國”三者一體化社會共濟行為，恰好能對此帶來諸多有益鑒照。
我身邊有一個女性企業家朋友，大學畢業后到一家大型公司工作，由普通員工一路升為公司高管。生活上衣食無憂后，她和老家幾位同樣收入比較高的親戚商量，大家各自拿出一部分錢，聯合成立一個“基金”，專門獎勵家族內部的那些上進心比較強、勤奮又刻苦的學子，十幾年鼓搗下來，受到資助的孩子已經多達五六十位，而他們管理的那支“基金”，目前規模也達到了四五百萬。
下一步，他們還計劃將家族中的鰥寡孤獨和響應號召多生孩子的家庭，也納入資助范圍，最終目標，是要像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那樣，重振家族雄風，“讓王家成為縣里名副其實的望族”。
這樣一個樸素卻有點不合時宜的想法或愿望，現在已經變得很少見了。
我對她說，“你老家離范仲淹少時讀書的應天書院不遠，你是不是受到了他的一些影響？”她對我點點頭，說在她的老家，有不少人都會受到范仲淹的影響。
這話，我信。因為這樣一個時代，許多人又都開始從文化上尋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