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聽范長江之子講述父親的故事
20世紀30年代的范長江。
范東升在講解。
本報記者 嚴 冰攝
《中國的西北角》1936年初版封面。
新中國成立后，范長江書桌上一直擺放著這扇臺式折屏。
（本文圖片除署名外，均為受訪者提供）
由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范長江西北考察暨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九十周年紀念展”近日在京舉行，在紀念展現場，筆者采訪到范長江之子范東升，聽他講述父親從事新聞工作的感人故事。
范長江是我國杰出的新聞記者、新中國新聞事業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1935年，他以《大公報》旅行記者身份深入祖國大西北考察，寫下《中國的西北角》《塞上行》等經典作品，向世界真實呈現了紅軍長征的壯闊圖景，讓國人看到了西北的覺醒，也讓世界聽見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戰的時代強音。
展覽入口處，一位頭發微霜、面容清癯的長者立于展墻前，他正是范東升——與其父一樣是一名新聞工作者，也是本場展覽的策展人。“今年是我父親西北考察暨紅軍長征勝利到達陜北九十周年。此次展覽共計整理300余件珍貴歷史照片、手稿、地圖及多媒體展項，展現了父親艱辛曲折而不懈奮斗的新聞工作歷程。”年過七旬的范東升字字鏗鏘，娓娓道來中，參觀者仿佛被拉回到那個風雨如晦、以筆為劍的年代。
用腳板跑新聞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父親書桌上一直擺著一扇臺式折屏，這刻在屏上的十個字，是他一生精神的寫照。”范東升深情地回憶。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風雨激蕩，抗戰一觸即發。范長江認為抗戰爆發之后，抗戰的大后方一定在我國西部一帶。他意識到去考察西部的社會經濟、國防建設以及紅軍北上以后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將真實的西部狀況報告國人，對提高國人建設抗戰大后方的認識、促進地方改革很有必要。”范長江紀念館解說員陳瑤介紹。懷著這樣的信念，時年26歲的范長江以《大公報》旅行記者的身份，于1935年7月踏上了歷時一年零八個月、行程萬余里的西北考察之路。
展墻上，一幅范長江行經路線全圖清晰地勾勒出他的行進路線：自成都出發，經川北、甘南至蘭州，后闖青海、越祁連山抵敦煌，折返蘭州后又赴寧夏、內蒙古河套地區，最終抵達包頭。范長江將這段旅程的新聞作品匯集成書，便是著名的《中國的西北角》。
在書中，范長江寫道：“這條路真正寂寞，真正長。”雨后山崖邊，“泥石夾雜”“濘滑不堪”，范長江“滑倒數次，滿身泥污”，苦行半日才得以下山；翻越關山時，“山上積雪甚厚，呼氣成霜，須眉盡白”，他裹著單薄棉衣艱難前行。為了追尋真相，他堅持與當地民眾廣泛交流，每日至少要走40里路，用雙腳丈量了紅軍長征的部分路線。
“新聞是歷史的初稿，直擊新聞事件發生的現場，具有最大的歷史真實性。父親奉行的‘用腳板跑新聞’的作風，就是要把看到的一切都如實寫出來。”范東升的語氣充滿崇敬。范長江在西北考察中，第一次公開對紅軍長征的形勢與動向進行了客觀分析和報道，詳細披露了這些“紅色好漢”取得長征勝利的輝煌歷程，首次在國統區報紙上公開稱共產黨的軍隊為紅軍，毅然為國民黨口中的“剿匪”二字打上引號。“這些文字，在當時無疑是驚雷。”范東升感慨道。
喬裝菜農冒險進城
走到“從綏遠到西安”的展板前，范東升介紹：“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正在綏遠前線采訪的父親敏銳意識到，這將改寫中國政局。他當即決定‘不惜一切代價，到西安去，一探中國政治之究竟’。”
當時的西安各方勢力盤踞，險象環生。“范長江沖破層層封鎖線，終于在1937年2月初抵達西安城。可城內因事變戒備森嚴，他被崗哨攔在了城外。”陳瑤講述道，“范長江見菜農能進城送菜，靈機一動，就用自己的斗篷和帽子向菜農換了件破舊棉襖，低下頭挎起菜籃，冒險混進城中。”
這次冒險，讓范長江成為突破輿論封鎖、報道西安事變真相的第一人。在楊虎城將軍的公館，他見到了周恩來同志。周恩來詳細介紹了西安事變的經過以及中國共產黨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那一刻，父親終于弄清了真相。”范東升指向展墻上的《大公報》1937年2月15日版面截圖，“返回上海后，他連夜撰寫《動蕩中之西北大局》，報紙一出，頓時引起轟動。”
陳瑤補充說：“這篇時評披露了西安事變真相，還第一次公開報道了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毛澤東同志閱后在3月29日深夜親筆寫信致謝。”
“父親后來說過：‘在時局艱難的時候，新聞記者要能堅持真理，本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實在非常重要。’”范東升說，“這種新聞記者要‘說真話’的執著，令人感動。”
長江一支筆，勝過百萬兵
展覽一角，一處精心復原的延安窯洞場景吸引了參觀者的目光。昏黃的煤油燈照射出窗欞后兩個相對而坐、暢快交談的人影，將人們帶回到1937年2月那個春寒料峭的夜晚。
在西安與周恩來同志的會面中，范長江提出想要去延安采訪的請求。他很快就得到了回應并即刻啟程。1937年2月9日，范長江抵達延安，成為從國統區進入延安的第一個中國新聞記者。在那里，范長江見到了毛澤東同志，二人一見如故。
“在鳳凰山的窯洞里，父親與毛澤東同志徹夜長談十小時。”范東升向筆者描述著那個改變父親一生的夜晚，“煤油燈下，毛澤東同志的親切教誨讓年輕的父親茅塞頓開，找到了所應追尋的方向。雖然在延安只停留了短短一天，但這一天的經歷卻讓他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是民族解放的希望所在。”
從延安返回上海后，范長江以飽滿的熱情和客觀的筆法，發表了《西北近影》《陜北之行》等系列通訊，讓無數在黑暗中徘徊的國人看到了中國的曙光與民族的希望。
“長江一支筆，勝過百萬兵”，是人們對范長江記者生涯的至高評價。他以筆為劍，憑著敢為人先的精神，報道社會真相，傳播革命思想，影響了千千萬萬的國人，推動了中國社會的進步。范長江的經歷，是追求救亡圖存的一代年輕知識分子在探索中奔向革命、擁抱革命，最終走上革命道路的縮影。
不盡長江滾滾來，長江自有后來人。范長江的信念與實踐，融入中國新聞事業的血液，化作一座不朽的精神豐碑。以范長江與鄒韜奮名字命名的“長江韜奮獎”，成為中國新聞界的最高榮譽之一，激勵著廣大新聞人把個人命運同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緊密相連，做黨的政策主張的傳播者、時代風云的記錄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公平正義的守望者。
在參觀的最后，范東升向筆者展示了一篇他珍藏的父親的舊日詩稿，也以此寄托辦展初心與希冀。那最后一句這樣寫道：“深信我一輩，完成新史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