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常由鮮血、生命寫成。

在明朝初年那段血腥的權力更迭中，方孝孺的名字以一種最為慘烈的方式被刻入歷史。當朱棣的軍隊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這位被譽為“天下讀書種子”的大儒，面臨著一個簡單的選擇：為新皇帝起草即位詔書，或者，拒絕。

他選擇了拒絕，并且是以最激烈、最決絕的方式拒絕。于是，中國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刑罰之一——“誅十族”發生了。八百七十三人被公開處死，更有數千人被流放、充軍。方孝孺本人被凌遲處死，時年四十六歲。

四百多年來，對方孝孺的批評從未停止。明代思想家李贄直言：“人亦何必多讀書哉”，認為方孝孺的儒家信仰已異化為一種失去自我的盲目。民國歷史小說家蔡東藩更斥其為“迂儒”，質疑他為何非要激怒朱棣，招致如此慘烈的后果。

批評者的核心質疑在于：為了一場皇家內部的權力斗爭，值得賠上自己十族人的性命嗎？這究竟是“殉道”，還是一場以他人生命為籌碼的道德賭博？

從實用主義角度看，方孝孺的抗爭確實“無用”。他沒有改變朱棣登基的事實，沒有挽救建文帝的皇位，甚至沒能阻止“靖難之役”的發生。他的死，除了在史書上留下一個慘烈的符號，似乎沒有改變任何現實。

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被牽連的族人、門生、朋友。他們中的大多數，與這場皇權之爭毫無關系，卻因為與方孝孺的關系而被“瓜蔓抄”式地牽連。方孝孺在廷上怒斥朱棣“燕賊篡位”，寫下“燕賊篡位”四字時，是否想到了這些人的命運？

然而換個角度，方孝孺的形象又完全不同。胡適曾將方孝孺視為中國歷史上“殺身殉道”的典范。在胡適看來，方孝孺所堅守的，并非僅僅是建文帝這個具體的人，而是一整套價值體系：王道、正統、仁義、氣節。

在方孝孺的世界觀中，朱棣的“篡位”不僅僅是一次政治權力的非法轉移，更是對整個儒家倫理秩序的顛覆。如果“以下犯上”可以被接受，如果武力可以決定皇位的歸屬，那么整個大明王朝的合法性基礎將被動搖，社會的道德秩序將徹底崩潰。

從這個意義上說，方孝孺的抵抗，是在用生命捍衛他認為比生命更重要的東西。他并非不怕死，也并非不珍惜親人的生命，但當“道”與生命必須做出選擇時，他選擇了“道”。

方孝孺的真正困境，在于個人道德選擇與社會責任的沖突。

作為儒者，他追求“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最高道德境界。但作為家族領袖、師長、朋友，他是否有權讓成百上千的他人為自己的道德選擇付出生命的代價？

這種困境在儒家倫理內部其實早有張力。《孟子》既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但也強調“君子不立于危墻之下”。儒家既推崇氣節，也重視智慧與變通。

方孝孺選擇了氣節的極端形式。在朱棣已經掌握絕對權力的情況下，他的激烈反抗幾乎注定會引發最殘酷的報復。史載，朱棣最初并未打算誅殺方孝孺全族，是在方孝孺一再激烈對抗、公開辱罵后，才怒火中燒，下達了“誅十族”的命令。

這里有一個微妙的問題：方孝孺是否在潛意識中，期待著一個最為慘烈的結局，以成就自己“千古第一忠臣”的名聲？就像古代的刺客專諸、要離，似乎身邊人死得越多，就越能襯托其行為的“悲壯”。

明朝開國不足四十年，朱元璋以嚴刑峻法治國，士大夫氣節尚未在明初政治中完全建立。方孝孺的師承可追溯至宋濂，而宋濂一脈承襲的正是南宋以來浙東學派強調氣節的傳統。

在朱棣看來，方孝孺的拒絕不僅僅是對他個人的不服從，更是對其皇位合法性的根本否定。而在方孝孺看來，為“篡位者”起草詔書，意味著對自己畢生信仰的徹底背叛。

雙方都沒有退路。

對歷史人物的評價，不應陷入非此即彼的簡單二元。方孝孺既不是單純的“愚忠之臣”，也不是純粹的“殉道圣人”。他是一個在極端情境下，做出極端選擇的復雜人物。他的悲劇，既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也是專制皇權下士大夫困境的集中體現。

今天，我們在評價方孝孺時，往往帶著現代的個人權利觀念，難以理解那種將“道”置于生命之上的價值排序。但我們也不能完全以現代價值觀去苛責古人，因為在方孝孺的世界里，某些原則確實比生命更重。

值得思考的是，方孝孺死后，民間對他的同情與敬仰并未隨時間消退。各地多有“方孝孺后裔”的傳說流傳，這或許反映了普通百姓對反抗強權者的一種樸素敬意——無論其反抗的具體原因是什么，那種不屈服于暴力的精神本身，就值得尊重。

方孝孺的故事提醒我們：歷史評價往往充滿張力，一個人的“氣節”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固執”，一個人的“殉道”可能是另一個人的“賭命”。在絕對的價值沖突中，沒有簡單的對錯，只有不同的選擇，以及這些選擇所付出的不同代價。

方孝孺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提出了一個永恒的問題：當原則與現實沖突，當信仰與生命對立，一個人應該何去何從？這個問題，四百多年后的我們，仍然在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