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亂世，諸侯并立，大夫如星。或有觀點認為蘧伯玉在當時并非出類拔萃，依據是《孔子家語》記載簡略、《呂氏春秋》未著一字。然而，若能撥開史料表象，便可見蘧伯玉以“寡過知非”的修身功夫、“弗治之治”的為政智慧，不僅成為春秋時期的君子典范，更贏得后世歷代追封、配享孔廟的至高榮典。其歷史地位，絕非片面解讀史料所能否定。
蘧伯玉的賢名，并非孔子一己稱頌，而是獲春秋諸侯與賢達的廣泛認同。《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吳公子季札訪衛，與蘧伯玉等賢大夫相見后感嘆“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視蘧伯玉為衛國安危所系。此評出自與孔子無直接關聯的吳國賢者，足見其名動諸侯并非虛傳。《韓詩外傳》記衛國大夫史魚臨終“尸諫”衛靈公，力薦蘧伯玉、斥退彌子瑕，以“生不能進賢退不肖”為恥。若非蘧伯玉賢德昭著、朝野共認，何至于讓史魚以死相薦？《淮南子·主術訓》亦載，晉趙簡子欲伐衛，遣史黯暗察后回報：“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僅憑其執政聲望便消弭一場干戈，治國之能可見一斑。這些記載跨越魯、吳、晉、衛諸國，從外交評鑒、同僚舉薦、安邦實效等多重維度，印證了蘧伯玉的賢能，絕非孤證可搖。
至于《呂氏春秋》未載其名，實與該書編纂宗旨與取材標準有關。呂不韋集門客編撰此書，主旨是為秦統一天下提供治國權術，故偏重收錄可直接仿效的“成功案例”與謀略手段。蘧伯玉為政以“德化”為本，“弗治之治”的理念重在道德感召與社會自治，與《呂氏春秋》所強調的集權統治藝術取向不同。反觀宓子賤“鳴琴而治單父”之事，因具有具體治理場景的示范意義，更合編纂之需，故得詳錄。此種差異乃取材側重所致，恰如《詩經》未收楚風不等于楚地無詩，不能據此貶低蘧伯玉的歷史價值。事實上，《莊子·則陽篇》稱“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淮南子·原道訓》記“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諸多典籍從不同角度載錄其修身進境與思想智慧，構成了多方面的史料支撐。
蘧伯玉與孔子“亦師亦友”之交，尤顯其思想對儒家學說的深遠影響。孔子周游列國十四載，其中十年居衛，九年客寓蘧伯玉家中。二人朝夕論道、切磋禮樂，蘧府更成為孔子設堂講學之所。孔子贊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語既肯定其進退有度的政治智慧，更將其推為君子人格的標桿——《論語》中孔子直接以“君子”相稱者僅四人，蘧伯玉居其一。這份贊譽源自長期相交的深刻認知，絕非泛泛客套。蘧伯玉所倡“恥獨為君子”之理念，主張君子應推己及人、導人向善，與儒家“己欲立而立人”的思想一脈相承，成為儒家倫理的重要淵源。其外甥子貢經其引薦拜入孔子門下，終成孔門核心弟子、儒商文化之祖，亦可見兩家思想傳承的緊密關聯。
后世對蘧伯玉的追封與祀典，從制度層面確立了其歷史地位。唐開元二十七年，玄宗追贈其為“衛伯”，列于從祀孔子的先賢之中，標志官方對其儒家先驅地位的承認。北宋咸平三年，真宗加封其為“內黃侯”，祀典規格再獲提升。明代雖曾以其“非及門之士”暫罷其祀，然嘉靖年間朝臣即力陳其“汲汲于仁，自善而終”的儒者品格，至清雍正二年，朝廷下旨復祀，將其牌位設于孔廟東廡首位，居歷代先賢之冠。歷時千載的追封與祀典調整，并非盲目尊古，而是對其思想價值的持續肯認——蘧伯玉“寡過知非”的修身之道，成為儒家修養的典范；其“以德治國”的理念，契合歷代治國理政的核心訴求。這正是他超越眾多春秋大夫、得以永垂青史的關鍵。
而位于開州的蘧村，作為蘧伯玉故里，亦是其賢名流傳的鮮活見證。此地保存著與他相關的傳說遺跡，承載著鄉人對先賢的敬仰與追思，從民間層面延續著君子文化的香火。從秦漢典籍的星載，到蘧村的口耳相傳；從孔廟東廡的牌位，到歷代帝王的追封——共同構筑起蘧伯玉歷史地位的立體圖景。春秋大夫雖如過江之鯽，然能以君子之德、為政之慧，跨越數千年而獲官方與民間雙重尊崇者，寥寥無幾。蘧伯玉其人其事昭示：真正的杰出，不在一時之聲顯，亦不唯典籍之詳略，而系于其思想與品格能否持續滋養中華文明。這份歷經歲月沉淀的尊崇，正是對“蘧伯玉是否出類拔萃”最莊重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