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長期深耕刑事辯護領域的律師，我經辦過不少因行業內部糾紛引發的刑事控告案件，但"律師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費用是否構成挪用資金罪"是極具爭議的一類。近期內蒙古包頭王某案的二審改判，恰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刑辯實務視角，講講為何這類行為不應被納入刑事打擊范疇。
一、案情回溯：一場合伙人糾紛引發的刑事追訴
要搞懂這起案件的核心爭議，先得把案情脈絡理清楚。被告人王某2007年入職內蒙古A律所，后來成為合伙人，2012年還當選為管理委員會主任。2014年，王某和律所創始人宋某因為經營管理、權益分配的問題鬧了矛盾，王某開始向律所主張相關權益。2015年1月，A律所停了管委會的職能，王某不再擔任主任，但還是律所的執業律師。
關鍵情節發生在2015年2月到2016年期間：王某通過讓律所合伙人劉某代領匯票，使用加蓋A律所印章的授權函（印章真偽沒鑒定出來），把自己承辦業務的98萬元法律服務費，直接結算到了自己實際控制的B公司，然后自行使用了這筆錢。2016年1月，A律所以民主考評不合格、有違規違紀行為為由，按自動離職處理了王某。之后在司法局的主持下，雙方還達成了財產清理協議，確認到2016年2月2日A律所欠王某8352元，王某放棄部分拆遷補償，律所則解除對王某夫婦的貸款債務承擔的擔保責任等。
后續A律所還召開合伙人大會同意王某退伙，給她出具了無違法違紀記錄、財務結清的證明，甚至同意她設立個人律所。可沒想到，后來因為房產權屬糾紛，雙方矛盾再次激化，A律所舉報王某，王某被檢察機關以職務侵占罪起訴，后來又變更指控為挪用資金罪。一審法院認定王某構成挪用資金罪，判了一年八個月，還要求退賠98萬元。
二、一審判決的核心誤區：混淆行政違規與刑事犯罪的邊界
一審法院之所以會作出有罪判決，核心邏輯是認為王某作為A律所的工作人員，違反律所統一收費規定，私自將應交給律所的資金挪作個人使用，侵害了律所的資金使用收益權，數額較大且超過三個月未還，符合挪用資金罪的構成要件。
但在我看來，這個判決存在一個關鍵誤區：把律師行業的行政違規行為，錯誤地上升到了刑事犯罪的高度。挪用資金罪的構成，不僅要求行為人有"挪用"行為，更要求行為具有刑事可罰性——也就是達到了需要用刑罰來規制的社會危害程度。而一審法院顯然沒有充分考慮律師行業的特殊性，也沒有厘清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的邊界。
三、無罪核心觀點：四大維度論證不構成犯罪
結合本案事實和法律規定，辯護人認為王某的行為完全不構成挪用資金罪，這一觀點也與二審法院的裁判思路不謀而合。具體可以從四個核心維度展開：
（一）主體與關系定性錯誤：律所非典型企業，律師非普通員工
挪用資金罪的前提是行為人屬于"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但律師行業的組織形式和合作模式，和普通公司企業有本質區別。尤其是像王某這樣的合伙人律師，自攬案源、自擔成本、自行承辦案件，本質上更接近"自負盈虧的自由職業者"，而非受單位管理、領取固定薪酬的普通員工。
王某和A律所的關系，核心是合伙人之間的合作關系，而非勞動關系。雙方因收益分配產生的糾紛，本質上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糾紛，應該通過民事訴訟、行業調解等方式解決，而不是動用刑事手段。一審法院簡單將王某認定為"律所工作人員"，忽略了律師行業的特殊性，這是對犯罪主體的錯誤定性。
（二）行為性質錯位：僅屬行政違規，無刑事可罰性
判斷一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首先要看法律是否明確將其納入刑事處罰范疇。《律師法》第四十條明確禁止律師私自接受委托、收取費用，但第四十八條規定的法律后果只有警告、沒收違法所得、暫停執業、罰款等行政處罰，并沒有"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表述。
反觀《律師法》第四十九條規定的其他違法行為，比如違規會見司法工作人員等，卻明確規定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種立法上的區別對待，已經清晰地劃定了邊界：律師私自收費即便情節嚴重，也只是行政違法行為，不具有刑事可罰性。用行政處罰就能規制的行為，強行用刑罰來打擊，違背了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刑法是社會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線，不能動輒"亮劍"。
（三）主觀故意與危害后果不足：無犯罪意圖，未侵害實質財產權
挪用資金罪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挪用"的犯罪故意，即明知是單位資金，仍故意非法占用、使用。但本案中，現有證據根本無法證實王某有這樣的犯罪故意，也無法證實A律所的財產權受到了實質侵害。
一方面，王某結算的98萬元，是其本人實際提供法律服務的對價。而且有加蓋A律所印章的授權函、轉付函等證據，雖然印章真偽無法鑒定，但始終無法排除A律所當時知情甚至同意的可能。后續A律所在明知王某收回這筆費用的情況下，還與王某達成債權債務結算協議、同意其退伙并出具無違法違紀證明，更強化了"律所默認"的合理懷疑。根據"存疑時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訴訟原則，不能認定王某的行為是"私自"挪用。
另一方面，王某與A律所之間本身就存在債權債務關系——雙方對賬確認律所還欠王某8352元。即便不考慮這一點，作為合伙人律師，王某對自己承辦業務的收費本就享有相應的提成份額。在雙方互負債務的情況下，王某的行為即便有不當，也可能構成民事上的抵銷，并不會導致A律所的財產陷入損失或危險境地，根本不具備挪用資金罪要求的"侵害單位財產權"的實質危害后果。
（四）行業背景考量：事出有因的維權，不應苛責刑事犯罪
本案的發生，源于王某與A律所的合伙人糾紛、退伙清算矛盾。在律所已經欠付王某款項、雙方正在協商清算的特殊時期，王某將自己勞動所得的服務費自行結算，本質上是一種事出有因的自力維權行為。這種行為雖然可能違反了律所的內部管理制度，但并不嚴重背離社會倫理和樸素正義。
司法實踐中，對于這類因民事糾紛引發、事出有因的行為，向來秉持"慎重入罪"的理念。比如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指導案例就明確，為索取債務使用暴力的不認定為搶劫罪，對財產所有權存在爭議的維權行為不輕易認定為敲詐勒索罪。本案也一樣，要求王某在自己的債權尚未實現的情況下，先把服務費交給律所，再通過漫長的訴訟途徑維權，本身就不合情理。將這種行為認定為犯罪，顯然不符合司法為民的初衷。
四、二審改判的啟示：刑法謙抑性在律師行業的體現
包頭中院的二審改判，撤銷一審有罪判決、宣告王某無罪，正是堅持了證據裁判原則、體現了刑法謙抑性的正確做法。這一判決不僅糾正了個案中的錯誤，更給整個律師行業和司法實踐提了個醒：
1. 律師行業有其特殊性，律師與律所的關系、服務費的歸屬的認定，不能簡單套用普通企業的標準。
2. 行政違規與刑事犯罪的邊界必須清晰，不能把行業自律、行政處罰就能解決的問題，上升到刑事追訴的高度。
3.對于因民事糾紛引發的行為，要綜合考量前因后果、社會危害性，慎重適用刑罰，避免過度打擊。
作為刑辯律師，我始終認為，刑法的目的是懲治犯罪、保護人民，而不是成為解決民事糾紛的工具。王某案的二審改判，正是司法理性的體現，也為今后類似案件的處理提供了重要參考——讓民事糾紛回歸民事途徑解決，讓行政處罰規制行政違規，刑法只應盯住那些真正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這才是法治應有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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