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瓷皇”的歷史真相
兩件五代花釉鈞瓷，一段被遺忘的御窯歷史，柴窯的秘密就藏在“雨過天晴云破處”的釉色之中。
“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這是古人對柴窯的詩意描述，也是中國陶瓷史上最神秘的謎題。作為五代后周世宗柴榮的御窯，柴窯被歷代文獻譽為“諸窯之冠”，卻因窯址未明、傳世器物罕見，其真實面目始終籠罩在迷霧之中。
1998年，一件鈞瓷桃形硯滴在天津沈陽道古玩市場現身，與之同出的還有小銅鏡、紫石硯等五代器物；2002年，一件與匣缽粘連的十瓣花口筆洗在廊坊古玩市場被發現。這兩件珍貴的五代花釉鈞瓷，極有可能就是傳說中的柴窯實物。
01 柴窯的歷史文獻記載與特征分析
柴窯的文獻記載可追溯到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其中明確記載：“柴窯出北地，世傳柴世宗時燒者，故謂之柴窯。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粗黃土，近世少見”。
這一描述奠定了柴窯的基本特征：天青釉色、瑩潤質感、開片紋理，以及足底的粗黃土色。更為人熟知的是周世宗柴榮對柴窯釉色的詩意要求——“雨過天晴云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
古代文獻還揭示了一個關鍵信息：柴窯器“似無紅之鈞器”，即與鈞窯相似但沒有銅紅窯變。這一描述將柴窯定位為一種特殊形態的鈞瓷，而非完全獨立的窯口。
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五大名窯原為“柴、汝、官、哥、定”，因柴窯不可得，后世才以“鈞”代“柴”，形成了“鈞、汝、官、哥、定”的宋代五大名窯概念。這種替代關系暗示了柴窯與鈞瓷的緊密關聯。
02 兩件五代花釉鈞瓷的實物證據
桃型硯滴和十瓣花口筆洗的出現，為柴窯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線索。
桃型硯滴高6厘米，整體呈桃形，通體施天藍色帶乳白、淺灰色的鈞釉，釉層厚約0.1厘米，積釉處達0.15厘米。其“兩液分相釉”現象明顯，釉面光潔潤亮，底足露胎處呈香灰色胎質，并顯醬褐色護胎釉。
最為重要的是，這件硯滴與刻花小銅鏡、紫石小硯等五代器物同出，窖藏時間明確為五代、宋初，為斷代提供了可靠依據。
十瓣花口筆洗則更為特殊，其被發現時與匣缽粘連在一起，口徑12.5厘米，高3.5厘米。筆洗通體在褐色護胎釉上施天藍色花釉，釉厚處達0.2厘米，呈現明顯的“紫口鐵足”特征。其十瓣葵口設計是五代時期典型造型，進一步佐證了它的年代。
在50倍放大鏡下觀察，兩器釉內氣泡稀疏晶瑩（即文獻所述“水眼”），釉面有“棕房”式孔洞，筆洗還有不明顯的“蚯蚓走泥紋”，這些都是五代鈞瓷的典型特征。
03 柴窯與五代花釉鈞瓷的工藝聯系
唐代魯山花瓷是柴窯的技術源頭。唐代花瓷采用“深色底釉+點拓花釉”的工藝，開創了中國高溫窯變釉瓷的先河?？萍紮z測表明，唐代花瓷釉和宋代鈞瓷釉同屬于“分相乳光釉”，瓷胎的化學組成和顯微結構也與宋鈞瓷胎相近。
五代時期，后周世宗柴榮鐘情于花瓷釉色，命掌管瓷政司的二哥柴茂改良唐代花瓷工藝。他們將深色底釉改為醬色護胎釉，將點拓花釉改為滿施花釉，燒制出符合“雨過天晴云破處”意象的御用瓷器。
這一工藝改進產生了五代花釉鈞瓷，即柴窯。其核心特點包括：
胎質：香灰色胎（白中泛灰），與汝窯胎質接近但略粗
底足：露胎處呈“粗黃土色”，實為褐色護胎釉未覆蓋所致
釉色：天青色為基調，兼具灰、黑、白等色交融，形成多層次效果
燒制工藝：采用墊燒法（非裹足支燒），符合“足多粗黃土”特征
04 柴窯身份的爭議與解惑
柴窯研究面臨的最大困境是窯址未明和實物稀缺。后周世宗在位僅五年（954-959年），柴窯燒造時間短，產品本就有限。加之趙宋政權建立后，對后周遺產采取打壓政策，柴窯工匠流散，窯場關停，導致柴窯幾乎消失在歷史長河中。
學界對柴窯的認定持保守態度，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過度依賴窯址考古的“鐵證”，而柴窯窯址至今未被確認。二是文獻記載與實物研究存在斷層，柴窯的最早文獻記載見于明代，距后周已有400多年。三是“官窯思維”定式，認為御窯必須與民窯有顯著區別。
然而，實物證據表明，柴窯并非獨立窯口，而是五代鈞窯的御窯形態。柴窯的“護胎釉+分相釉”工藝直接繼承自唐代花瓷，與五代鈞瓷的制瓷工藝、胎釉結構完全一致。
兩件五代花釉鈞瓷的胎釉特征與文獻記載的柴窯高度契合：均采用墊燒工藝，底足顯醬褐色護胎釉（即“粗黃土色”），釉色以天藍為主，夾雜乳白、淺灰等色，呈現“雨過天晴云破處”的流動感。
05 探尋柴窯的新路徑
要打破柴窯研究的困境，需要摒棄陳舊觀念，采取多學科綜合研究方法。
科技檢測可為柴窯認定提供客觀依據。通過X射線熒光光譜(XRF)分析胎釉成分，熱膨脹法測定燒成溫度，以及顯微結構觀察(SEM-EDS)分析微觀結構，可構建五代花釉鈞瓷的科學數據庫。
窯址調查應聚焦河南北部地區，特別是禹州、鄭州一帶。文獻記載柴窯出“北地河南鄭州”，而這一地區正是五代鈞瓷的核心產區。當代鈞瓷大師任星航在神垕下白峪村發現的五代天青釉瓷片，帶有“云縷”紋理，為窯址探尋提供了重要線索。
學術共識的構建需要更多實物對比研究。桃型硯滴和十瓣花口筆洗等五代花釉鈞瓷的發現，為柴窯研究提供了重要物證。將這些器物與文獻記載系統比對，可逐步厘清柴窯的真實特征。
最重要的是，柴窯研究需要摒棄“窯址唯一論”，認識到御窯生產可能存在“官搭民燒”的靈活模式。柴窯可能并非單一窯場，而是五代后周時期鈞窯技術巔峰的御窯形態。
史載趙匡胤建立宋朝后，曾視察后周官窯并下令關停，遣散的工匠流散至汝州、禹州等地，將燒制技藝帶入北宋官窯體系。這些工匠帶走的不僅是技術，還有那段被刻意遺忘的御窯記憶。
如今，在禹州神垕鎮的古窯址周圍，仍可找到五代時期的瓷片標本。它們與兩件花釉鈞瓷一樣，靜靜地見證著柴窯與五代鈞瓷的血脈聯系。尋找柴窯的道路依然漫長，但隨著實物證據不斷積累和研究方法的創新，中國陶瓷史上這一最大謎題終將揭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