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筆5億元貸款，除正常利息外，竟額外產生了一筆高達1.42億元的“咨詢服務費”，最終流入了銀行行長及其同伙的賬戶。
這并非虛構情節，而是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在2025年末聯合發布的金融職務犯罪典型案例中，溫州銀行原行長吳華案的冰山一角。
這起涉案總金額超過15億元、最終判決死緩并終身監禁的巨案，如同一次劇烈的地震，將其執掌近十年的溫州銀行深藏于地下的治理裂痕徹底暴露。
表面看來，如今的溫州銀行正行走在一條規模擴張的快車道上。資產規模從2020年末的2871.83億元一路躍升至2025年6月的5080億元，成功突破五千億大關。
2025年上半年，其營業收入達到46.64億元，同比增長14.23%，凈利潤也實現了2.43%的增長，報收11.46億元。
然而，在這份看似穩健的成績單背后，資本充足率持續逼近監管紅線、不良貸款率在短暫優化后再度反彈、以及過度依賴資產證券化等手段緩解短期壓力的現實，共同勾勒出這家區域性銀行在光環之下所面臨的嚴峻挑戰。
從一場驚心動魄的腐敗案切入，我們看到的不只是個人的墮落，更是一家銀行乃至一類金融機構在快速發展與風險管控之間艱難平衡的典型樣本。
權力“一支筆”與失控的信貸閘門
吳華在溫州銀行行長位置上長達九年的任期，某種程度上塑造了這家銀行特定時期的運作模式。
其腐敗行為并非隱蔽的零星尋租，而是近乎公開地將核心信貸審批權化為個人牟利的工具。
無論是數億元的授信審批，還是保函出具，往往憑借其“一支筆”即可拍板定案。這種缺乏有效制衡的絕對權力，為后續一系列嚴重違紀違法行為打開了方便之門。
司法材料揭示，吳華的斂財手段直接而大膽。
除了前述通過虛假“咨詢服務費”模式從單筆貸款中攫取巨額回報外，其在授信審批、貸款發放、出具履約保函等多個環節為相關企業提供便利，收受的賄賂總額驚人。
更為甚者，他利用對銀行資金調度流程的熟悉，多次挪用巨額公款用于個人營利活動或出借他人，金額高達5.08億元，儼然將銀行視作個人的“提款機”。
這種“既貪又挪”的瘋狂操作，不僅造成了銀行直接的財務損失，更嚴重破壞了基本的信貸審批規則和風險控制文化，其負面影響遠不止于案發當時。
吳華案所暴露的，絕非孤立的個人道德敗壞。
后續監管機構的連續罰單直指該行“信貸業務管理不到位”、“員工行為管控不到位”等核心環節的內控缺失，這與吳華案中的操作手法高度重合。
甚至在吳華落馬后，該行創新業務領域仍出現問題，例如2025年發行的“溫興”系列資產支持證券(ABS)中便出現了數百筆不合格資產需贖回的情況，反映出內控漏洞已從傳統信貸蔓延至更復雜的金融業務。
一名員工被終身禁業，另一責任人因違規被警告，進一步印證了風險防控文化未能深入骨髓的窘境。
5000億資產光環下的資本懸崖
拋開腐敗案的沖擊，溫州銀行財報所呈現的圖景本身就充滿了張力。資產規模站上5000億元歷史新高的同時，其資本充足水平卻持續承壓，構成了鮮明的反差。2025年第一季度數據顯示，該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已降至7.59%，較2024年末的7.89%進一步下滑，距離7.5%的監管安全底線僅一步之遙。
一級資本充足率與資本充足率也同步呈現連續下降態勢，分別為9.46%和11.01%。資本金這一銀行抵御風險的最終緩沖墊正日漸稀薄。
資本不足的直接后果是制約了銀行的信貸投放能力和業務擴張空間，潛在形成“資本不足—風險承擔能力下降—業務收縮”的負向循環。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其資產質量的變化。2024年，該行通過大規模核銷等方式，將不良貸款率壓降至0.87%。但這種優化似乎并不穩固，2025年上半年，該指標迅速反彈至1.08%。
這暗示著，在賬面的不良率之下，可能還隱藏著尚未完全暴露的資產質量風險。這一點，從其作為發起機構的ABS基礎資產質量中可窺見一斑——盡管入池資產被標注為“正常類”，但全行整體信貸資產質量的下滑，無疑為這些打包出售的資產池未來的穩定性蒙上了陰影。
資本補充渠道的相對單一，加劇了這種壓力。自2008年啟動IPO計劃，至今已逾十五年，期間于2019年進入輔導期后便再無實質性進展。
吳華案所暴露的內控缺陷、關聯交易不規范以及資產權屬瑕疵等問題，無疑是橫亙在上市之路上的巨大障礙。
IPO進程的僵局尚未打破，2025年11月的上市輔導進展報告仍指出存在部分自有及租賃房產的土地權屬瑕疵等問題。
這意味著，歷史包袱的徹底清理遠未完成。此外，如何將新的治理理念有效轉化為全行一致的執行力，如何在不依賴大規模資產出表的情況下真正夯實資產質量，以及如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找到可持續的差異化盈利模式，這些都是溫州銀行在后吳華時代必須直面的核心課題。
吳華從金融高管淪為階下囚的個案，其警示意義遠超一人一事的范疇。它深刻揭示了在金融機構，特別是部分區域性銀行中，“關鍵少數”權力失控可能帶來的毀滅性后果。
對于溫州銀行而言，過去的陰影既是沉重的負擔，也可能成為催生真正變革的契機。其正在經歷的注資、換血與艱難轉型，正是中國眾多區域性商業銀行在規模沖動、資本約束、風險防控和治理現代化之間尋求平衡的一個縮影。
這條救贖之路能否最終通向光明的未來，不僅取決于資本的成功補充，更取決于能否真正構建起一道難以被個人權力逾越的、堅不可摧的合規與風險防控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