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忠敏
李太忠
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有一個延綿了近半個世紀的過命兄弟，他叫楊忠敏。忠敏是陝西長安人，1969年年底入伍，部隊原先稱這批兵為70年兵，后來改為69年兵。我是1969年3月入伍，69年就有了兩批兵，部隊中把三月份入伍的這批兵稱為老六九，把年底入伍的這批兵稱之為新六九。
忠敏入伍后在一八一團三營，我入伍后在一八一團一營，那時候營與營之間不在一個大院里，士兵階段我們并不認識。真正認識楊忠敏是我當了三營
1981年我和忠敏同時到石家莊高級陸軍指揮學院上學，我上的是兩年制班，忠敏上的是一年制班。上學期間我被“優秀學員”的奮斗目標所誘惑，因用腦過度得了神經性頭疼的毛病，產生了退學回部隊的想法。忠敏知道后勸我：“堅決不能退學，若退學回部隊就面臨轉業，你的軍人生涯就劃句號了。院校考試得優秀很難，得不及格也很難，及格和良好還是很容易的。”在忠敏的耐心勸導下，我放棄了退學打算，堅持學完了兩年課程，在沒畢業之前就被61師提拔為182團政治處主任。我到182團任政治處主任，忠敏在181團炮兵營擔任教導員。天水師專為了擁軍，要在部隊招收一批干部學員，楊忠敏有幸被選中，離職到天水師專中文系學習兩年，完成了他的大學夢。1985年五月，我從182團回到181團任副政委，八月又提升為一八一團政委。楊忠敏從天水師專畢業后被任命為一八一團政治處主任。我在和忠敏見面后的談話中說：“老楊，我們倆個任職期間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為一八一團培養出一批政工干部。〞忠敏贊同我的想法，事后證明我們倆個兌現了這一諾言。1985年9月1日，我團正式接到赴老山參戰的預先號令，那時候團里的配備沒有付政委，只有一個付團長。在確定誰來負責團里后留工作時，我和趙國民團長犯了難。付團長不能后留，作戰時的前指非付團長莫屬。我們只好讓時任政治處主任的楊忠敏暫時負責留守工作，待留守工作理順后再交給一個上學歸來的政治處付主任。楊忠敏很理解我們的難處，暫時負責團里的留守工作，把留守工作搞的有聲有色，避免了部隊“前邊作戰，后院失火”的尷尬局面。楊忠敏到了老山前線之后，多次深入防御前沿，全團22個陣地188個哨位，都留下了他的足跡，一八一團集體二等功的榮譽中，滲透著楊忠敏的辛苦和汗水。
參戰歸來后，楊忠敏升任61師炮兵團政委。1990年我提升為61師付政委，曾經找師里主官推薦楊忠敏回一八一團接替我任政委，可惜我的推薦沒被采納，一八一團走了下坡路，師里才想起了楊忠敏，把忠敏平調回一八一團任政委，而這時他已是任職4年的團政委了，回一團又干了三年團政委才被提升為青海省軍區海東軍分區任政治部主任。就是這一頓折騰，把一個有將軍之才的人撂倒在付師崗位上。2003年我到青海省軍區任政委，忠敏已是一個老付師了。時任省軍區司令張岳永，有一次到海東去調研，回來后告訴我：“海東軍分區的楊忠敏主任是個人物，當個軍分區政委綽綽有余，可惜年齡不允許提升了。〞那時候干部提升硬卡年齡，超一個月都不行。眼看著忠敏提升不行，我有了一個想法，想把他平職交流到玉樹軍分區任付政委，那里的工資比海東高，忠敏不同意我的想法，他說：“我再有一年多時間就退休了，不愿再折騰了，況且你剛到省軍區任職，玉樹和果洛兩個軍分區盯著想去的人很多，不要為我給你帶來不好影響。〞因為當時玉樹和果洛軍分區工資雖高，但還沒高到現在這個程度。現在的玉樹和果洛拿的是西藏地區工資，一個付師職干部退休后拿的工資相當于一個大區正退休后的工資。借用一個南方商人的話：“什么叫級別，人民幣才是真正的級別。〞一心只為別人著想的楊忠敏，又失去了一次獲利的機會。我現在最后悔的是不應該事前找忠敏商量，而應該直接下命令就對了，關健是當時的工資并沒有現在這么高，我就沒有硬下決心辦這個事。
忠敏是個知足常樂的人，他常說的話是“錢夠花就行了。”這就是楊忠敏，一個和我深交了近半個世紀的關中漢子。退休后我們同時選擇留在西安，忠敏愛爬山，我愛散步，各有各的愛好圈，但時不時的都要小聚一次，不為吃飯，不為喝酒，只為追憶那逝去的美好歲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