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開州的歷史開篇，系于一次關鍵的行政與地理遷徙。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淵稱帝建唐，為強化全國統治、推行道州縣行政體系，遂將漢豐縣治（開州前身）從舊地遷至東河與南河交匯處。其地形勝絕佳，素有“面毗盧之蒼翠，枕盛山之巍峨，澎溪帶其右，清水環其左”之譽，不僅具備優良的防洪減災條件，考古發現更證實，早在漢晉南北朝時期此處已有先民聚居繁衍。至隋唐之際，此地憑借得天獨厚的水路樞紐優勢——溯東河可抵產鹽重鎮溫湯井，順南河能達西部物資集散中心臨江市，沿小江而下則直入長江——已發展為“漢土豐盛”、商旅輻輳的繁華聚落。李淵遷縣治于此，實乃順勢而為，將州治、縣治同設于此“已然成市”的要地，既奠定了此后千年開州（縣）城的發展根基，也造就了今漢豐湖水下故城遺址的歷史淵源。
正是在這場重塑開州政治地理格局的城市變遷中，冉仁德登上了歷史舞臺。州治遷建意味著全新的行政機構亟待組建，亟需一位既能穩定地方秩序、又能統籌開拓奠基的掌舵者。冉仁德，便是唐廷在這一關鍵節點選定的開州首任刺史，其任職直接關聯著開州故城的初創與唐代開州治理秩序的開篇。
東河與南河交匯處是一片福地，它“面毗盧之蒼翠，枕盛山之巍峨，澎溪帶其右，清水環其左”，是較好的防洪減災之地。這里是長江一級支流小江源頭，古稱彭溪源，溯東河而上可到達產鹽重鎮溫湯井，順南河而上可到達西部物資集散中心臨江市（臨江鎮），順小江而下可與長江相通，交通十分便利。到了宋代，這里已發展成為“水陸所輳，貨殖所萃”的大都會。
冉仁德系唐代開州（治今重慶開州區）建制后的首任刺史。雖正史載錄寥寥，然依托其子《冉仁才墓志》等石刻史料與文獻互證，可明確其隋唐之際巴渝豪族代表的身份，以及在唐王朝經略西南邊疆初期的關鍵角色。本文系統梳理冉仁德生平軌跡，重點考證其任職開州刺史的具體時段、歷史背景與官職屬性，論證其作為開州故城（州治遷建后新城）首位行政長官的開創性地位，進而明晰其在唐代開州歷史開篇階段的奠基價值與時代意義。
一、 開州故城的遷建：冉仁德登場的歷史舞臺
兩《唐書》未為冉仁德立傳，其生平軌跡的考訂，主要依托1978年出土于今重慶萬州區的《大唐使持節永州刺史冉公（仁才）墓志》（下稱《冉仁才墓志》）這一核心實物史料。該墓志不僅清晰還原了冉氏家族譜系，更成為窺探唐初巴渝地區政治生態與地方勢力格局的關鍵文獻。
據墓志銘文梳理，冉仁德的核心信息可明確如下：
其一，家世淵源深厚。墓志載冉仁才“其先魯國鄒人”，后舉族徙居巴地，其父即冉仁德。文中“衣冠歷代，牧守旂常”的記載，清晰印證冉氏系巴蜀地區累世承襲州郡牧守之職、根基雄厚的豪族勢力，這為冉仁德日后受命治理開州奠定了重要的地方基礎。
其二，恰逢隋唐鼎革關鍵期。冉仁才生于隋開皇十五年（595年），卒于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年）。據此逆推，其父冉仁德的主要政治活動時段集中于隋文帝至唐高祖年間（約6世紀中后期至7世紀初），恰值隋唐政權更迭、天下由亂入治的關鍵歷史節點，這一時代背景為其躋身唐初地方治理核心圈層提供了契機。
其三，身份系隋末唐初巴渝豪強代表。墓志記冉仁才“起家除通議大夫，襲爵上庸公”，可知冉氏家族在隋代已躋身勛貴階層，享有世襲爵位與政治特權。作為家族核心首領，冉仁德在隋末戰亂中坐擁地方武裝與廣泛影響力，成為唐王朝經略西南邊疆時必須爭取與倚重的地方力量，這也是其得以出任開州首任刺史的核心緣由。
二、 任職開州：時間推定、歷史背景與官職性質
（一）任職時間：武德四年至五年間的合理推定
開州建制始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與州治從南河南岸遷至東河、南河交匯處盛山腳下的舉措同步推進，此次遷建所確立的治所，便是此后延續千年的開州故城（原開縣城）。作為新置州郡的首任行政長官，冉仁德的任命必然晚于州治確立與遷建工程，需與行政機構組建、統治秩序初建的節奏高度契合。
結合冉氏家族在唐初即順利承襲爵位的政治背景、冉仁才的生卒年限，以及唐廷在武德年間逐步平定巴蜀、推進西南邊疆整合的歷史進程綜合研判，冉仁德被任命為開州刺史的時間，大概率落在武德四年至五年間（621-622年）。這一推定既符合新州建制“先定治所、再任長官”的常規邏輯，也與唐初西南邊疆治理的推進節奏相吻合，由此可明確，冉仁德實為盛山腳下開州故城的首位最高行政長官。
（二）任職背景：隋唐易代與西南邊疆的經略需求
隋末天下大亂，巴蜀及周邊地區割據勢力蜂起，局勢錯綜復雜。唐高祖李淵定都長安后，核心戰略任務之一便是將名義上的全國統治權，轉化為對疆域的實質性掌控。開州地處夔州以西，是連接關中、巴蜀與荊襄的交通要沖，且“地接夷獠”，民族構成復雜，治理難度極大，其穩定與否直接關乎西南邊疆的安危，是唐廷經略西南的關鍵節點。
在此背景下，唐廷任用冉仁德這類根植本地、熟悉夷獠習俗、擁有廣泛地方威望的豪族首領出任開州首任刺史，是極具務實智慧的“在地化”治理策略。此舉既可借助其家族勢力快速穩定地方秩序、安撫戰后民心，又能依托其影響力鎮撫周邊少數民族部落，有效降低中央政權經略邊疆的成本與風險，堪稱唐初“以豪治邊”策略在巴渝地區的典型實踐。
（三）官職性質：開拓奠基與軍事鎮撫的雙重使命
冉仁德所任“開州刺史”，與盛唐以后承平時期的常規地方行政官職有著本質區別，兼具鮮明的開拓奠基與軍事鎮撫雙重屬性。其核心使命聚焦于三方面：一是代表唐廷在新遷州治確立中央權威，搭建起州級行政與軍事防御體系；二是應對隋末戰亂遺留的地方動蕩，抵御夷獠部落侵擾，保障治域安全；三是為唐王朝在開州地區的長久統治筑牢根基，完成統治秩序的最初構建。
這一官職屬性，與百余年后柳公綽出任開州刺史時的治理場景形成鮮明對比。柳公綽所處的中唐時期，開州行政體系已日趨完善，治理核心在于“文治深化”，以法治規范社會秩序、以文教浸潤邊地民心；而冉仁德的核心使命則是“開創奠基”，核心任務是完成中央權力在邊疆新置州郡的最初植入與秩序構建，二者共同構成唐代開州治理從“初創”到“深化”的完整脈絡。
三、 冉仁德的歷史定位與深遠影響
其一，開州故城行政建設的開創者。冉仁德作為唐開州建制后、州治遷建盛山故城的首位主官，是唐王朝在開州地區國家權力的最初象征與執行者。他的到任與施政，標志著開州以新治所為核心，正式開啟系統化、規范化的國家治理進程，其作為開州故城行政建設開創者的歷史定位，無可替代。
其二，唐代開州后世治理的基礎奠基者。冉仁德在任期間承擔的開拓鎮撫使命，為開州此后百余年的穩定發展筑牢了政治根基與安全屏障。正是武德、貞觀年間初步確立的行政秩序與安全保障，為后來柳公綽推行法治建設、韋處厚振興文化教化等“深化治理”舉措創造了必要前提。他的“奠基開創”與后人的“深化發展”形成清晰歷史序列，共同推動開州逐步融入大唐帝國的治理體系與文明圈層。
四、 冉仁德個案：唐初西南邊疆治理模式的微觀縮影
冉氏家族的發展軌跡，是觀察唐初西南邊疆治理模式的重要個案。冉仁德之子冉仁才官至永州刺史，其孫冉實亦長期任職地方，形成“世代效力朝廷、持續參與地方治理”的家族傳承脈絡，清晰表明冉氏家族已被唐王朝納入官方官僚體系，成為中央政權在巴渝地區依賴的統治基礎之一。
對冉仁德的任命，深刻彰顯了唐初中央政權的邊疆治理智慧：在王朝初建、中央力量尚無法完全垂直滲透至偏遠邊疆的背景下，唐廷采取“羈縻懷柔與直接統治相結合”的過渡性治理策略。通過授予地方豪強正式的朝廷官爵，將其家族勢力轉化為國家治理資源，實現對邊疆地區低成本、高效率的控制。開州的設置、州治的遷建與冉仁德的出任，正是這一治理策略在川鄂交界邊疆地區的具體落地，為唐王朝后續全面整合西南邊疆積累了寶貴實踐經驗。冉仁德的個人任職經歷，也成為隋末唐初無數地方豪強接受唐室冊封、推動地方勢力融入中央政權這一宏大歷史進程的微觀縮影，為后人理解唐初邊疆地區的權力交接形態與實際統治模式提供了珍貴樣本。
（二）后世治理的基礎奠基者
冉仁德在任期間承擔的開拓鎮撫使命，為開州此后百余年的穩定發展奠定了關鍵基礎。正是武德、貞觀年間初步確立的行政秩序與安全保障，為后來柳公綽、韋處厚等文臣在開州推行法治建設、文化教化等“深化治理”舉措創造了前提條件。二者構成“奠基開創”與“深化發展”的清晰歷史序列，共同推動開州融入大唐帝國的治理體系。
（三）填補正史空白的史料價值載體
因史料闕如，冉仁德的具體施政政績已難詳考，但其歷史重要性集中體現在身份的代表性與任職的節點性上。他是隋末唐初無數地方豪強接受唐室冊封、推動地方勢力融入中央政權這一宏大歷史進程的微觀縮影。《冉仁才墓志》對其事跡的記載，彌補了兩《唐書》的記載空白，為后人理解唐初邊疆地區的權力交接形態、實際統治模式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證據。
綜上，冉仁德是唐代開州歷史開篇階段的核心關鍵人物。作為唐高祖武德年間開州建制后、州治遷建盛山故城的首位行政長官，他的任職歷程，不僅見證了隋末唐初巴渝地方豪族融入國家官僚體系的歷史進程，更成為唐王朝立國之初運用“因地任人”“以豪治邊”策略，快速掌控西南邊疆要地、推進實質性行政建設的典型范例。
冉仁德的歷史使命聚焦于“行政奠基”與“邊疆安輯”，為開州日后躋身唐代經略西南的重要節點，筑牢了最初的政治與地理根基。盡管其個人具體治績湮沒于史籍，但其“開州故城建設首位掌舵者”的歷史坐標意義清晰明確。對冉仁德的系統考證，不僅厘清了唐代開州行政長官序列的起點，更助力于深入理解唐帝國建立初期，如何通過設置州郡、營建治所、任用地方豪酋等靈活策略，將廣袤復雜的邊疆地區有效納入國家統治體系的動態過程。
在唐代開州的歷史長卷中，冉仁德與中唐推行法治文教的柳公綽、晚唐營造文化盛景的韋處厚，分別矗立于“開篇奠基”“深化建設”“輝煌發展”三大關鍵節點。其中，冉仁德作為開州故城的奠基者，其核心價值正在于為開州融入大唐文明體系拉開了宏大序幕，成為唐代西南邊疆治理進程中極具代表性的歷史注腳。
在唐代開州的歷史長卷中，冉仁德與中唐推行法治文教的柳公綽、晚唐營造文化盛景的韋處厚，分別矗立在“開篇奠基”“深化建設”“輝煌發展”三大關鍵節點，共同構成了理解開州從邊疆新州逐步融入大唐文明體系的完整歷史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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